臺灣國內對李登輝存在兩極評價，這在日本較不為人知

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作核心理念，而把李登輝視為阻礙兩岸統一的「國賊」的中國姑且放在一邊不談，李登輝在海外（至少在歐美）基本上被視為帶領臺灣民主化的「民主先生」而受到正向讚揚。日本除了這些要素之外，也常把他對日本的情感稱為「親日」而加以介紹。日本也出版了許多他的相關著作，因此在總統卸任之後，為了向他親自討教而前往臺灣拜訪他的日本人可說是絡繹不絕。我自己也曾多次與他見面談話，有時是跟在團體裡面，有時則是單獨拜訪。

李登輝身為戰前舊制高中畢業的菁英，其博學多聞的談話內容令許多人深深著迷，但另一方面，有部分人士把李登輝對日本的情感以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加以扭曲、消費，這也使得身為學者的筆者擔憂，這現象可能會成為日本真正理解臺灣的阻礙。

李登輝在臺灣受到何種評價？端詳本次臺灣國內的報導，多半果然還是強調他對民主化的貢獻。但李登輝原先所屬的國民黨黨員，對他的評價可就是各式各樣了。李登輝在推動臺灣民主化的同時，也強調異於中國的臺灣色彩，李登輝執政時期奠定了臺灣主體性的基礎當然是事實，但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李登輝大概仍難免於「大肆利用國民黨之後，又將之弱化的忘恩負義的背叛者」的印象。

我開始研究李登輝的契機

我是在英國念碩士的時期，開始研究李登輝的。大學主修東亞區域研究，為了進一步對中國進行更專門的研究，我進入了英國的研究所碩士班，主修中國研究。但在上課時，我發現臺灣比中國更引起我的興趣，當思索碩士論文該寫什麼時，首先浮現腦海的便是李登輝。當時，日本尚未像現在這樣出版許多臺灣相關書籍，但有關他的著作不知為何卻為數眾多。對一般剛認識臺灣的日本人而言，最先讀的可能是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街道漫步 臺灣紀行》（1994年）、李登輝所寫的《臺灣的主張》（1999），以及在臺灣引發許多爭議的漫畫家小林善紀《臺灣論》（2000）。我自己也讀過這些書。

除了李登輝自己寫的書之外，我把與他相關的日文書籍全都找來讀過，對其內容產生共鳴，還跑去當時交情甚好的臺灣朋友們所住的分層住宅，興奮地對他們說：「我想把李登輝作為碩論主題。」他們對我碩論想研究臺灣一事雖深表開心，卻仍有些尷尬地面面相覷之後，對我說道：「志保妳碩論想寫臺灣我們很高興，但說實話，我們不太喜歡李登輝。」

這句話更讓我下定決心研究李登輝。日本與歐美圈對李登輝的高度評價，以及較不為外界所知的臺灣的真實氛圍，我感到這兩者的落差之間必定有什麼東西值得研究。後來我完成了題為《李登輝與他的雙重認同》的碩論，論文主旨為：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他所擁有的雙重認同（日本與臺灣），正是使臺灣政治產生混亂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臺灣尋找研究據點的困難之處

完成碩士學位的2003年，我決定前往臺灣留學，學習語言，但受到SARS餘波影響，真正成行是在2004年2月。光在英國與日本收集資料總有其極限，因此對於能在臺灣從事研究，我感到相當興奮。我進入語言學校，從幾乎是初級班的課堂開始就讀，努力學習，並對老師說1年之後想在臺灣的研究所博士班從事研究。

正當我煩惱著該進那間大學、該選那間研究所時，臺灣朋友邀請我前去旁聽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名譽教授何瑞藤老師所開的臺日文化比較課程。與何老師討論過後，我才決定要把申請表投到哪裡。得知我想進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後，何老師說他跟所長很熟，為我預約了面談，我便提心吊膽地前去與所長見面。

我以半吊子的中文搭配英文，向當時的所長說明我做過的李登輝研究，以及對研究的熱情，並表明想在國發所從事研究，沒想到面談的最後一句話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所長對我說：「這裡沒有妳的位子。」明明我是透過老師介紹而前來拜訪的，我實在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因而不知所措。

後來經過一番曲折，我順利進入了沒有我的位子的臺大國發所博士班。附帶一提，報考時提交的論文計畫書題目是日治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於李登輝，我還特地在論文計畫書第一頁上以紅字標明：「雖然我碩士班從事的是李登輝研究，但那並不代表我贊同李登輝的思想與想法，只是把李登輝視為研究對象」，然後親筆簽名。這是因為當時李登輝卸任總統才沒幾年，臺灣社會還無法冷靜回顧李登輝時代。即使如此，身為把大學視為純粹的研究場所的一名外籍留學生，我還真沒想到這會成為我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後來我才切身明白，在臺灣，事先掌握哪位老師支持哪個政黨，並在此前提下進行討論，可說是基本禮儀，即使是外籍留學生也不例外。

進入博士班後，我便回頭研究李登輝，這其實是基於戰略考量：首先對於臺灣政治的知識與資源，我明白我再怎麼努力也比不上優秀的臺灣學生。身為一個研究臺灣政治的日本人，當思考著有什麼地方是我有而臺灣學生所沒有的優勢時，李登輝便必然地成為研究主題。李登輝的重要著作都以日文書寫，從事李登輝研究，對日文若沒有高度理解是很難進行的。我心想，要了解李登輝其人其事，我擁有「會日文」、「身為日本人」這兩項強項。當然，我也知道有些面向是身為日本人的我所看不到的，但一個外國人要在臺灣的大學研究臺灣政治、取得博士學位，是需要一定的覺悟的。

與李登輝的對話

來臺灣數個月之後，透過何教授的介紹，還是語言學校學生的我順利見到了李登輝。當時臺灣舉辦了「李登輝學校」，他在課堂間的休息時間撥空見我，記得時間大約是15分鐘左右。走進小小的休息室後，李登輝就坐在那裡，或許是事先聽過我的經歷，他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英語。我也以英語回應，兩人就這樣用英語聊了一陣。最後我用日語說：「我今後也想從事您的研究，請多多指教。」結果李登輝看著我的眼睛說：「這等我死了之後再做不是比較好嗎？」我一陣慌張，趕緊回答：「不不，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請教您，您死了我會很傷腦筋。」

後來我跟著日本大學生的團體，多次前往淡水的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辦公室拜訪，有趣的是，每次見面時李登輝給人的印象都不同，有時我驚詫於他的博學多聞，但有時即使發問他也不正面回答，只口若懸河地說著自己想說的話，讓我踏上歸途時依舊消化不良，心中有些疙瘩。

最後一次見到李登輝，是為了寫博論而前往他家進行訪談，時間是2013年3月。當時何教授也陪同前往，兩人一見面就聊起往事以及兒孫。我已為訪談進行了充分準備，但時間仍在閒聊中不斷流逝，原本面談只預定1個小時，不知不覺間2個小時就過去了，李登輝才終於察覺：「咦，已經過了2個小時了？嗯，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我這才敢發問。雖然想問的問題仍沒能問完，但他把他替我準備的手寫筆記送給了我，成為我論文的重要資料。

2013年與李登輝先生（中央）會面的筆者（右）（筆者提供）

李登輝口中的「我們」是指誰？

研究李登輝真的非常困難。在我完成博論時，全世界出版的李登輝相關書籍雖然良莠不齊，也有100本以上。最後，我將收錄了李登輝所有演說的《李登輝先生言論集》裡，在他1988至2000年總統任職期間的言論、演講全都讀過一遍，並仔細分析他在演講時提到的「我們」、「他們」是指誰，包括誰而不包括誰，執政12年內又有什麼變化；同時也分析了他提到「臺灣這個地方」時若不使用「中華民國」，會使用什麼詞語，如此寫成的博士論文，題為《李登輝與臺灣認同》。

附帶一提，我們現在在總統演說中常聽見的「臺灣人」一詞，在李登輝時代很少出現。「臺灣人」一詞在李登輝執政12年的演說中只出現過50次，且這50次的前後脈絡語意，皆是以下四者之一：「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著眼於階級意識，相對於統治階層的日本人，指非統治階層的臺灣人）」、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提到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著眼於省籍問題，談到外省人與本省人（臺灣人）的對立」，以及1998年臺北市長選舉後受到媒體大肆報導的「新臺灣人」一詞，代表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共通理念、共同理想的多民族社會臺灣此一「公民民族主義」。這四者皆異於我們現在習慣用的，帶有強烈國族認同色彩的「臺灣人」一詞。

我認為李登輝最偉大的功績之一，便是其作為一國領袖，率先發表有關「臺灣人」的言論，因而對臺灣人國族認同的建構、臺灣人主體性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執政的1988年到2000年間，演講稿中也不乏嘗試錯誤的痕跡，他一方面想確立臺灣人認同，一方面又作為中華民國總統，代表著中國人的認同（中華民國的中國人），他在這兩者的狹縫之間謹慎選擇語彙，雖然有時也會因失敗而遭到批判，但他的確逐漸拓寬了言論自由的範疇。在漫長的戒嚴時代與白色恐怖的影響之下，人們難以充分表述自身意見，我認為李登輝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相當清楚的指標：「噢，原來這話也可以說」、「原來這話不能講」。

博論審查時，負責審查的老師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李登輝有關臺灣認同的言論全都在他的計畫之中，另一派則認為這其實是他不斷嘗試錯誤之後所得到的結果。目前我認為後者才是正確的。

首次見面時對我說「等我死了之後再做」的李登輝前總統，真的在我們面前凋零了。我雖有幸多次與他見面談話，但構成李登輝這個人的重要要素實在太多，往往使我陷入混亂。原先以為我若有疑問，訪談他便可得到答案，但與他說話時往往會發現自己沒注意到的課題，讓我必須到處翻找更多資料。他真的不是個簡單的研究對象，但正因如此，才有研究價值。

當初在英國讀到司馬遼太郎《臺灣紀行》，為司馬遼太郎和李登輝的對談〈場所的悲哀〉感動不已，因而決定從事臺灣研究的學生，直到現在依舊無法逃離「臺灣政治研究」的魅力。

標題圖片：李登輝先生（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