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至今仍有一群人被稱為「日語世代」，在日常生活裡普遍使用或經常使用日語。台灣在1895年（明治28年）到1945年（昭和20年）的半世紀內受到日本統治，「日語世代」便是指這些日治時期在台灣出生、接受日語教育的人。

每月第三個週六，「友愛會」在台北市內舉辦，這是一場日語學習集會，參加者多為八、九十歲的老人，他們邀請在台灣生活的日本人當講師，朗讀日文的詩歌或散文，思考諺語或四字成語的意思，甚至學習最近的年輕族群用語。

友愛會設立的歷史

友愛會前身為「友愛日語俱樂部」，成立於1992年10月20日，由1926年出生的陳絢暉（已逝）擔任會長，7名日語世代人士為發起人。

該俱樂部過去發行的會刊《杜鵑花》創刊號（1993年2月13日發行）上刊登的〈友愛日語俱樂部創立辭〉一文，介紹了該會成立的背景，也記錄了日語世代的擔憂：「能正確理解日本語文，並適當進行溝通的人才日益減少。」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戰敗，台灣受到新的外來政權，中華民國及國民黨政府的管轄。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台灣以往的國語（也就是日語）被現在的「國語」取代，人們不只被迫學習新的國語，原本的日語也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敵方語言」而遭到限制，就連台灣本土的語言台語，也不被允許在公共場合使用，這樣的壓力蔓延至整個社會。另外，1949年至1987年的38年間，台灣處於戒嚴時期，雖然社會壓力的程度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但基本上台灣人的人權與言論自由是受到壓抑的，集會結社長期以來也遭到禁止。

解嚴之前，陳絢暉等人便已常在咖啡館舉辦私下餐會或同好會等一類聚會，但友愛日語俱樂部卻必須等到1992年才能正式成立，這與台灣的戰後史自然是息息相關。

日本統治時代終結，國民黨政府推行國語普及，日語也漸漸在台灣銷聲匿跡，曾接受以往日語教育的陳絢暉等日語世代，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哀嘆著日語日益混雜亂用，為了「在台灣保存美麗而正確的日語」而創立了學習會。1999年，前述會刊《杜鵑花》改名《友愛》，組織名稱也改為現在的友愛會。

會刊《友愛》上，日語世代會員書寫著各自的日治時代回憶以及戰爭體驗，這些散文不但珍貴，且史料價值高（筆者攝影）

作為「母語」的日語

對日語世代而言，除了台語之外，日語也是「母語」。陳絢暉在《友愛》創刊號（1999年12月10日）卷頭辭中如此寫道：

「若是有人問『為什麼你們那麼執著使用日語？』，我們也只能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我們人生中最多愁善感的那段時間，是作為日本人度過的。』」

「因此，我們是同時擁有台語與日語這兩種母語的世代，日語對我們而言可說是『人生的額外收穫』，讓我們對日語心存眷戀。」

曾作為「日本人」出生，受過日語教育的日語世代，在戰後卻不只是國籍，連「母語」都被剝奪，想是這樣的悲哀歷史，使他們對日語產生了迫切的渴望，以及深刻的眷戀。陳絢暉在同篇卷頭辭中如此作結：「培養下一個世代，是我們的重要任務。」也就是說，友愛會不只是日語世代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沉浸在懷舊情感的集會，更肩負著日語世代的使命，期待未來的台灣，仍能保有「母語」般的日語。

友愛會的現況

前會長陳絢暉於2005年身體不支，2012年12月入了鬼籍，該會由2002年入會，長期擔任總幹事的張文芳於2011年繼任為代表至今。張文芳退休後學習電腦技術，年逾九十的現在依舊自行製作講義，每次聚會都擔任主席。

如今，友愛會約有120名會員，但大半是住在日本的日籍會員，以及雖然入會卻因各種理由而無法出席每月例會的會員。近來的友愛會聚會，每次出席人數約為30人。

友愛會於11點左右集合，大家吃過午餐後才開始，首先由住在台北的日籍講師福井幸子朗讀短文或詩歌，會員也跟著朗誦。接著由住在台南的日籍講師傳田晴久使用符合當下情景的題材與文章，針對四字成語、慣用句與生難漢字讀法進行講解與討論。比如若是冬季，便可能以「雪」相關的詞彙為題材，討論「粗目雪」、「細雪」、「粉雪」的不同，或出題「しわす」（12月的別稱）的漢字如何書寫等等。這些題目對日本人而言也難度頗高，會上，日語世代的會員們會針對題材發表相關補充知識，這樣的討論持續至下午3點左右。

會員專心傾聽日籍講師傳田晴久授課（筆者攝影）

眼前的課題

友愛會創會會員陳絢暉雖然將培育下個世代視為友愛會的職責，但眼前依舊存在著不少課題。最現實的問題是，日治時代受過初等、中等日語教育的世代今天都已屆齡80後半或90多歲，日語世代的友愛會會員也有減少傾向。也就是說，能熟練運用「美麗而正確的日語」的人，愈來愈少了。

戰爭結束時，正在初等教育機關「國民學校」接受教育的日語世代會員曾對筆者透露，其參加友愛會的理由是期望能「讓自己半吊子的日文有所進步」。可以說，陳絢暉這些大正時代或昭和初期出生的日語世代對日語的日益混雜亂用心存憂慮，他們與戰爭結束時正在接受初等教育的世代，雖然同屬日語世代，對於「母語」日語懷抱的情感卻頗為不同，日語程度也有所落差。

此外，出生於戰後1954年的會員賴耀宏也向筆者說，友愛會上「日語世代的人們所講的日語太難，我雖然大概聽得懂，卻不會說。」賴耀宏獨自學習日語，參加友愛會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的日語進步，對這樣的他而言，要理解「在台灣保存美麗而正確的日語」這樣的友愛會宗旨，想必不是件容易的事。

張文芳也說，雖然他知道有培育下個世代的必要，但現在情況頗為困難，不易著手。若將集會重點放在學習「美麗而正確的日語」上，那麼對戰爭結束時尚年幼的會員，或像賴耀宏這樣戰後才出生的會員而言，內容便不可避免地偏難。

現任代表張文芳。2015年，其負責營運的友愛會，以及長年致力於台日交流的功績受到認可，而獲頒旭日雙光章（筆者攝影）

友愛會的未來

張文芳說，友愛會的存在是其「餘生唯一的精神糧食」。他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一天走一萬步以上，努力維持身體健康，並熟習電腦技術，這一切都是「為了友愛會」。

也有日語世代會員說，每月一次的友愛會是他們「唯一能作為『日本人』享受日語溝通樂趣」的地方。雖然會員們參與友愛會聚會的理由與想法各異，但無疑地，他們都需要友愛會的存在，並希望其長期存續。

如今日語世代正在逐年減少，究竟如何才能「在台灣保存美麗而正確的日語」？要怎樣培養下個世代？張文芳等相關人員繼承了友愛會的使命與職責，對於在台灣作為「母語」或一種「外語」存在的日語該是何種樣貌，今後也將面對課題，持續思考。

友愛會近年有不少日本人參觀，也成為學生與日語世代會員交流的場域（筆者攝影）

標題圖片：每月一次的「友愛會」例會參加者（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