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氣吞聲

愛川優子（化名）是一位生活在東京都內的30多歲的單身媽媽，曾在一家主要經營餐飲業的公司工作。她原定於2020年4月從非正式員工晉升為正式員工。然而，隨著疫情的蔓延，同年3月底，她突然被註銷了正式員工僱用證明，還失去了工作，在沒有被告知緣由及獲得任何退休金的情況下就被解雇了。

在她失去工作的一個月後，她碰巧接到了過去公司裡關係較好的同事打來的電話。對方說：「疫情導致工作少了很多，日子很難熬的，你過得怎麼樣？」。當她告訴對方自己已經被解雇時，對方驚訝地說：「怎麼可能？！」

之後，當愛川去看望該同事時，被告知她的名字仍在公司的在職員工名簿上。該同事因為職務上的關係非常熟悉公司內部的情況，愛川通過該同事還獲知，包括「僱用援助款」在內，「公司從政府那裡獲得了各種補貼」。由於該援助款本質上是一種鼓勵企業支付「停工補貼」的制度，因此以企業僱用員工為發放前提。

當愛川還在原來的公司上班時，她的孩子已經上了幼稚園。由於政府的決定，幼稚園於同年2月開始臨時停課，所以她被迫請假在家帶孩子，但她並沒有因此獲得任何停工補貼。換句話說，儘管公司領取了援助款，但在她受雇期間公司不僅沒有支付任何補貼，而且很有可能在將她解雇之後，仍然假裝她還在職而繼續領取援助款。

當愛川女士向一個福祉團體諮詢此事時，對方建議她提起訴訟，至少要求公司支付之前的補貼。但因為她負擔不起律師費而無法邁出這一步，只好忍氣吞聲。

操作考勤簿

前田朋美（化名）是一名非正式員工身分的美容顧問，2020年底她被公司勸退了。當被問及公司為何要對她勸退時，她說：「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這件事吧。我覺得考勤表的記錄方式很奇怪，所以隨口問了一句。結果，之後公司對我的態度突然嚴厲起來了。」

2020年4月時，儘管有疫情，但當時美容店依然照常營業，前田也照常上班，可是當月的考勤簿卻記錄「因疫情停業」。雖然薪資照發，但前田對考勤簿的記錄方式十分不解，多次詢問經理這是怎麼回事。進入5月後，她被警告「話那麼多，就不必來了」。到了9月，她就被辭退了。

當企業向國家申請僱用援助款時，考勤簿作為證明雇員實際停工的證明材料，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果考勤記錄與實際情況不符，這意味著什麼呢？

根據會計檢查院（主要負責國家和政府相關機關的財政審查的行政機關——譯注）2020財年的檢查結果，在對全國49家公司進行突襲檢查後發現，有5家公司（占總數的10%）非法領取了總計9673萬日圓的僱用援助款。會計檢查院列舉了3種典型的案例：（1）偽造僱用關係；（2）偽稱支付了停工補貼；以及（3）偽裝停工，但仍舊營業。據此看來，愛川的情況屬於（1）和（2），而前田的情況屬於（3）。

會計檢查院的檢查結果，觸及到騙取僱用援助款的問題（筆者攝影）

背景介紹

至於企業為何要騙取政府的補助金，有些只是想利用國家補貼大賺一筆，性質極其惡劣，而有些則是出於應對業務低迷的救急之策。

株式會社世界航空服務（World Air-Sea Service Co., Ltd.）的原代表董事曾任日本旅行業協會的會長，該公司涉嫌虛報冒領了約1億7750萬日圓的非法援助款。因為作為其主營業務的海外旅行團的銷售額幾乎清零，在2020財年，該公司自成立以來首次陷入經常專案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在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中記載了該公司高層的心裡話，稱「停工一天的補貼相當於幾十萬的銷售額。」

虛報冒領的背後還有一個制度上的「漏洞」。社會保險勞務士的河守勝彥解釋說：「2008年雷曼危機時，領取僱用援助款的標準相當嚴格。然而，此次因顧忌無法及時幫助到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員工，所以降低了標準。」

例如，作為疫情下的一個特例，為了使每週工作不到20小時且沒有失業保險的零工和臨時工也能受益，這些人也被納入補貼範圍。但因此也造成一個盲點，即可以輕易編造名冊來申請補貼，但河守說，「勞動局不會忽視這一點，一定會進行調查的。」

如果一家公司被發現非法獲取援助款，不僅會被要求償還所領取的金額，還會被罰款，被公佈企業名，甚至可能遭到起訴，從而失去社會公信力。河守強調說：「冒領援助款是不會被容忍的，對企業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好處。」

「可以在風俗業中賺錢」

在沒有享受到援助款提供的補貼的情況下，愛川突然被解雇。此後1年半，她的處境越來越困難。打零工的話，她最多只能賺到8萬日圓左右的月薪。她的孩子從今年春天開始上小學，需要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多。母子倆舉步維艱，所以她們總共借了200萬日圓的公共貸款，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緊急小額貸款。

然而，這些錢也幾乎花光了。她說：「可能會在明年4月左右開始還款，但我不知道像我這樣只有做零工收入的單親媽媽能否免於還款。」

讓愛川女士更加鬱悶的是她所在地的區政府的反應。住房保障金（每月約8萬日圓）是對幾乎失業的低收入者提供的房租補貼。為了獲得這項福利，她必須每個月到區政府辦公室報到，向工作人員解釋自己是如何努力地尋找工作，並出示自己的銀行存摺。

工作人員會翻看她的存摺，問道：「這一項不是不必要的開支嗎？」除此之外還會針對很多細節進行詳細地「指導」。有一次，有個工作人員說話簡直讓她懷疑自己的耳朵：「如果你不挑三揀四的話，應該會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你是不想工作吧？去做『風俗業』（指色情行業——譯註）賺錢的女性大有人在嘛。」

目前，疫情已得到平息，要求餐飲業縮短營業時間的限制令也已經解除了，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提供的工作機會也多了起來。然而，當單親媽媽們前去面試時，經常被告知說，「如果再宣佈緊急事態，孩子的學校會停課，你還是不能去上班，這會讓公司很為難啊」，這讓她們意識到，作為單親媽媽要重新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難的。

雖然已經解除了緊急事態宣言，但......（時事）

搖搖欲墜的勞動保險核算

一方面，有許多非正式僱用勞動者因無法從僱用援助款中獲益而失去工作；另一方面，負責支出僱用援助款的國家財政也岌岌可危。僱用援助款一直由勞動保險特別帳戶管理，資金來自企業和員工繳納的就業保險費。然而，由於疫情的特別措施，所支付的援助款金額猛增，自2020財年以來的累計總額已逼近5兆日圓。

早在2020財年，參保費已不足以滿足支付，所以動用了過去的儲備金，結果餘額現在幾乎耗盡。在2021財年，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從一般會計預算中轉帳是不可避免的。

政府目前正在考慮通過逐步減少支付金額來縮小規模。如果提高參保費難以實現，那2022財年以後也可能還要額外追加稅金。看來要獲得納稅人的理解十分困難。

NPO團體Moyai的大西連理事長回憶道：「即使在雷曼危機之後，也出現了對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抨擊。當身處危機時，人們會說，『給我們錢，拿出真金白銀來』，但危機過後，人們又會說，『又亂花錢，結果被虛報冒領了吧？』」他還指出，個人往往成為被攻擊的目標。關於僱用援助款涉及到的問題，應該被指責的是那些有不法行為的公司，將矛頭指向處於弱勢地位的員工是選錯了對象。

標題圖片：涉嫌虛報冒領僱用援助款的株式會社世界航空服務的總部（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