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90年的「三月政爭」

1992年7月，大學進入暑假後，我便即刻前往臺灣，實現了與李登輝的單獨會面。當日的筆記上寫著「9:20-10:50」。在長達1個半小時的會面時間裡，幾乎是李登輝單方面的演說。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那次會面裡言及之事，都是那2、3年間發生在臺灣政治上的重要事件。

我在亞洲展望研討會上與李登輝初次會面後，1991年底首度全面改選國民大會代表，隨後在1992年春天召開經過全面改選的新制國民大會，通過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確立了國是會議上的共識②與③。但對於共識③，雖然確定總統「民選」，但具體方式則是經過其後的憲法修正，直到當時李登輝任期結束的1996年才終於確定。

在落實前述共識的道路上，欲推動總統直選的李登輝一時曾遭逢挫折。為了二次修憲而召開的國民大會之前，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總統直選」無法於黨內獲得共識。李登輝與我單獨會面時，也針對此點向我說明。

李登輝熟讀了筆者著作

我二度進入總統府，記得這次並非搭車直接抵達正面玄關，而是從側門接受隨身物品檢查後進入，應該是府方判斷這次會面並非總統公務之故。接受指引前往小會客室等待，李登輝隨即進入，打完招呼後，他開口第一句話便說：「你的書裡有未盡正確之處，因為你要來，所以重新讀了一遍。」

其後經過查閱，李登輝提到的那本「書」是1991年2月出版的『臺灣海峽的政治』（日文，田畑書店），當天談話裡提到的應該是「李登輝擁有的時間」這篇時事評論。該文原本刊載於1990年6月號的『世界』雜誌，是為了配合李登輝就任總統、展開新任期而撰寫的文章，當時尚未召開「國是會議」，李登輝所領導的「憲政改革」（如後詳述）也未見徵兆的時間點，我試著針對李登輝領導的民主化，分析其後將如何發展。

現在重新閱讀，可以發現其中談到「政治家李登輝雖然誕生於『威權主義式』的環境之中（獲獨裁者蔣經國的拔擢而成為政治菁英的一員），但為了否定該體制（亦即推動民主化），必須發揮其領導才能」（136頁），該文亦觸及在1991年初次會面時，獲得李登輝回答「自己是走鋼索的人」的提問（前回連載）所連結的認知。不過，對於1990年2月至3月間的國民黨內權力鬥爭與「野百合運動」，雖已言及卻未能針對來龍去脈與事件背景進行深入分析。對於召開「國是會議」的想法，也僅認為是應和「野百合運動」的要求。

李登輝想要說明「未盡正確」之處，是我在書中提及對於權力鬥爭的內幕與國是會議的認知。

李登輝當天首先提到的是，1990年3月的國民大會上，欲推舉林洋港和蔣緯國擔任正副總統候選人的一幕（「三月政爭」）。談話的重點在於，那一幕是由（時任）行政院長的李煥所策劃。李煥是國民黨內的重要人物（當時媒體立刻將這些重要人士稱為「非主流派」），曾在前述2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挑戰李登輝，對黨務擁有強大影響力。

李登輝說明，雖然是由某位政治警察出身的鄧姓國民大會代表，在國民代表大會上搖旗吶喊，推舉林洋港和蔣緯國擔任正副總統候選人，但在背後動員的卻是李煥。不過李登輝一派（稱為「主流派」）則已收集超過500名代表的連署支持。實際上，林洋港和蔣緯國對於擔任候選人一事並不積極，都是因為李煥的強力運作。最後林洋港受到國民黨內主要的本省人士（稱為「八大老」）說服，以放棄擔任候選人的方式，終結了「三月政爭」。但根據李登輝所言，林洋港本人原來便無競選之意，不過是一場鬧劇。

「國是會議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

李登輝會見絕食抗議的學生之際，約定召開「國是會議」，也並非是應學生要求，而是李登輝在心中早有盤算。李登輝指出，1990年3月17日，由於《中國時報》刊載要求召開國是會議的廣告，他透過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李登輝的副總統候選人），告訴該報社長余紀忠（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自己正有此意。

此外，李登輝更強調這次國是會議的意義。我在1997年出版的『蔣經國與李登輝』（岩波書店）裡，曾引用其談話要旨。

「擔任政治改革十二人小組副召集人的時候，我理解到小組裡的老人們完全無意改革。民眾期望改革，但無法靠國民黨內的力量。因此，國是會議便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蔣經國與李登輝』，193頁）

『蔣經國與李登輝』（岩波書店）

所謂的「政治改革十二人小組」，是蔣經國決定施行政治自由化，在1986年3月解嚴與開放「黨禁」（禁止組織政黨）後，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裡籌設的任務小組。他任命最資深的前總統嚴家淦（蔣介石過世後以副總統的身份繼任，其後讓予蔣經國）為召集人，而獲任命為副召集人的李登輝，實際感受到嚴家淦等外省重要人士對於改革「毫無幹勁」，因此很早就做出判斷，認為若不憑藉外部力量，國民黨將毫無作為。

雖說如此，若僅依靠民進黨與在野勢力等「街頭政治」的力量，仍是前途未明。還是應該動員現行體制內依然擁有實力的國民黨，如同前述，在召開國是會議後，將政治改革定為「憲政改革」，更將草擬修憲法案的工作，限定於國民黨內籌組的「憲政改革小組」。李登輝與我的會面中，他說明其理由在於，「為了實現國是會議上達成的共識，不在國民黨內推動便無法完成。雖然雙方（民進黨和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都很不滿，但為了社會安定，只能在體制內進行。」

不過這樣的妥協遭到黨內非主流派所利用，導致在「憲政改革小組」之中，總統「民選」方式的討論傾向於「委任直選」。這並非由擁有選舉權的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直選」），而是以某種方式選出正副總統的選舉權人，此方案令人相當難以理解。

「委任直選」式的選舉，將會與美國直接選出選舉人的方式相差無幾，抑或如同在國民大會的某種會議上選出總統的方式，並未明確定義。但以國民黨內非主流派的立場，若採取「總統直選」，總統將成為更加握有實權的職位，而最令人害怕的是將成為「臺灣總統」。李登輝對於黨內此傾向不以為然。

如同前述，李登輝在1992年1月緊急提案採用「總統直選」的方式，但由於2月的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激起強烈的反對聲浪，因而擱置決議。在總統府裡我與他會面時，他曾向我說明，當時知道投票表決便會通過，因而提案「總統直選」，其理由在於民眾支持「直選」。他也明白若提出「委任直選」這種難以理解的方案，預定於該年底舉辦的立法委員「全面改選」將會敗選。而另一方面，若在那個時間點強力通過「總統直選」，國民黨將會分裂，不如等到隔年，民意將會轉變，他判斷勿強行推動，是為上策。

領先民意「半步」的領導方針

我認為，李登輝對於已經啟動的「憲政改革」有著比較樂觀的展望。立法委員在該年底全面改選之後，實際上便是如此發展。而與非主流派之間的權力關係也轉為對李登輝有利，1994年第三次修憲之際，毫無紛爭地便通過「總統直選」的決議。

此時會面之際，李登輝更明確表示自己的中間路線。對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後的「中國（大陸）政策」與國家認同問題，他援引1990年夏天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臺灣向中國方面要求承認臺灣為政治實體，相應於此，階段性地擴大與中國的交流），說明自己的方針為「執中治國」（執以中道治理國家），不應採取「急獨」（否定中華民國的急進獨立路線）或急統（現在立刻邁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步伐）的路線。

雖是事後諸葛，但他謹慎地聽取民意，毫不躁進，即使時而稍為後退，在變動的狀況之下，將自己保持在「中道」的位置，若判斷有可能成功，便提出領先民意「半步」的方案，引導前行。我認為，這便是李登輝在民主化時期的領導風格。

標題圖片：1996年3月23日，李登輝先生當選為臺灣總統，在臺北的選局本部特設舞台上與夫人曾文惠女士一同向支持者揮手致謝（路透社／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