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居家辦公和工作時間

從發生疫情之前就長期對全國家庭開支進行追蹤調查的《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慶應義塾大學固定樣本資料設計與分析中心）顯示，疫情發生前的2020年2月時，20到70歲的上班族中，採用居家辦公方式的比例僅有6%左右，而在發佈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的2020年4月時上升到了25%左右，相當於四人中就有一人居家辦公。

向居家辦公方式轉型，雖是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疫情防疫要求而採取的行動，但在工作方式的變化這一點上，正好順應了旨在提高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靈活性的所謂「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潮流。

同時，疫情導致經濟不景氣，上班族的工作時間也有所減少。《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顯示，2021年4月時，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長時間勞動者比例已從2020年2月的7%左右大幅下降到了4%左右。或許可以說，一個原因在於疫情促使日本長時間勞動的問題得到糾正，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有所提高，人們也變得更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找到平衡了。

然而，觀察之後的動向可以發現，這樣的變化並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可能只是曇花一現。解除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上班族從居家辦公恢復到了坐班模式，2020年9月時，居家辦公實施率下降到了15%左右，而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的勞動者比例上升到了6%左右。

後來，儘管隨著疫情形勢的起伏和緊急事態宣言的發佈與解除，資料出現過一些波動，但基本保持著同樣的狀況。換言之，與發生疫情之前相比，居家辦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長時間勞動問題也有所糾正，但2020年夏季以後，這種變化的程度可謂非常有限。

居家辦公無法落地生根的原因

除了2020年4月發佈緊急事態宣言後的那段時期，居家辦公在日本的普及從未步入過正軌，到底原因何在？人們經常提及的原因包括：限定職務內容的「崗位型（job型）雇用」沒有普及；居家辦公會導致與單位同事及業務對象之間的溝通出現障礙；居家辦公所需的電腦、通信設備不夠完備而且運用規章尚不健全，等等。

但筆者認為，究其根源，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日本的工作特性，非定式的腦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task）較少，大多數員工承擔著以定式業務或體力勞動要素為主的業務；二是利用數位化和資訊通信技術（ICT）的程度還很落後。

所謂業務，指的是開展工作時的任務內容，這裡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被分類為「抽象業務」的非定式、需要較多分析和對話的業務（需要策劃立項、分析、溝通的業務等）。與重複內容較多的定式化事務和伴有體力勞動的業務相比，這些抽象業務具有自身特性，那就是即使採用居家辦公模式也不會受到影響，比較容易開展。

居家辦公率和ICT利用度偏低

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國際比較示意圖來確認居家辦公實施率與抽象業務的大小。在圖中，橫軸表示的是野村綜合研究所2020年7月針對8個國家實施的《新冠病毒共存期生活情況國際比較調查》(*1)結果中各個國家的居家辦公（遠距辦公）實施率，縱軸表示的是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實施的《國際成人能力評估調查》進行指標化處理(*2)後的抽象業務的占比（藍色），以及在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紅色）。

由於調查對象和時間不同，所以居家辦公率和水準與前面提到的《日本家庭開支固定樣本調查》存在差異，但觀察圖中的藍點可以看出，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的居家辦公率最低，僅有30%左右，相當於最高的美國（60%）的一半。更值得注意的是，居家辦公率越高的國家，抽象業務指標明顯越大，日本的抽象業務占比最小。

同時，圖中的紅點表示各國ICT利用度相對於居家辦公實施率的大小，可以看出居家辦公實施率越高的國家，ICT利用度也越高，日本的ICT利用度在國際上處於極低的水準。

換言之，我們可以指出，從國際上看，日本的勞動者從事抽象業務的比例偏低，而且工作中使用ICT的頻度較少，這個問題已經成為阻礙居家辦公方式廣泛普及、落地生根的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