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2020年7月13日，香港政府總部前設置大型水馬和鐵絲網。

「假消息、假新聞、假記者」

時間回到2020年6月30號的晚上，筆者與幾位記者行家在中環一間大牌檔晚飯聚會。席間一位資歷超過20年的前輩多喝了兩杯，激動落淚地說：「我一定會付費訂閱蘋果日報，因為我好怕對不起他們，我擔心他們總有一日不能繼續運作……」

氣氛頓時變得尷尬，沒有人敢說什麼，也沒有人想什麼也不說，只能拍拍他的肩膀。當晚正是中國人大常委通過將《港區國安法》立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即日生效的日子。

攝於2021年5月22日，香港銅鑼灣一條天橋上仍然殘留社運文宣的痕跡。

從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警方率先公開指，有「假記者」在示威活動中攻擊警員，後來建制團體甚至官員直指有「假新聞」煽動群眾情緒，以至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斥責外媒報導充滿偏見，稱政府是「假新聞的最大受害者」，需要研究立法禁止散播仇恨訊息，可見傳媒所受的壓力正逐漸上升。

「假新聞法」山雨欲來，香港傳媒界卻早已風聲鶴唳。行內流傳香港政府將於7月1日前取締兩家親民主派的媒體，並認定目標將會是《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

2020年8月，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串謀欺詐以及煽動罪，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021年2月起他不獲保釋而一直身陷囹圄。保安局更於5月14日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他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本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市值超過3億港元（約42億日圓）。

事隔不足一年，警方於2021年6月17日再拘捕5名《蘋果日報》高層，稱他們違反《港區國安法》。保安局長亦下令凍結《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資產，總值1800萬港元（約2.5億日圓）。

在《蘋果日報》工作多年的資深記者Yuna（化名）表示，現時編採部氣氛非常差，同事都以「做得一天得一天」的感覺工作，雖然仍會說笑，但感受到同事的壓力都非常大，甚至已經有4、5位同事辭職，當中亦有人選擇了移民外國。

攝於2020年8月18日，特首林鄭月娥於一個記者會上發言。

恐懼與「自我審查」的職業

「前陣子我夢見有警察闖進自己的住所，將我拘捕。平常我很少做夢，更不要說惡夢，可見恐懼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Yuna平靜地說。他認為《蘋果日報》被強制解散的話，自己也有被捕風險，現在已經開始想像是否要安排緊急聯絡人協助被捕後找尋律師等事宜，亦正在猶豫是否應提早通知父母，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相反，可能會引起更多衝突。

Yuna坦言，無法完全克服恐懼，他說：「在極權社會下，做記者的代價與太平盛世下很不同，所以要學識與恐懼相處，但我覺得自己這方面並不出色。」因為國安法，Yuna工作時「自我審查」愈趨嚴重，經常會猶豫是否有需要主動觸及紅線，也不及過往放膽地處理敏感的議題，他說：「這樣很壞，也會譴責自己，但亦都只能承認自己害怕。」

Yuna苦笑自問：「今時今日我是否還適合這行業呢？我們需要更加堅強、勇敢才能夠繼續做記者。我常常銬問自己，嘿你行不行呀？待會被人拘捕又喊苦喊忽（哭哭啼啼）就不好啦。」

攝於2020年8月10日，逾200名警員封鎖搜查《壹傳媒》大樓。

新聞自由消散的指標

Yuna感嘆，過去一年的恐懼感一直上升，他坦言：「最初想像國安法只針對政治人物，天真地認為記者應該是安全的。但現時則完全不同，危機感重了很多，感覺到（政權）的確會拘捕幾個記者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他說：「（警方）搜《蘋果》後就有預感，不只一間機構會被滅聲，有些記者也會被清算，但這種清算是更加隨機的，就像俄羅斯輪盤一樣，以達至更有威力的白色恐怖。」2020年黎智英被拘捕的同日，警方動員200警力高調封鎖和搜查《壹傳媒》大樓逾8小時。

後來發生的事，正應驗了Yuna的預感。2021年4月22日，《香港電台》時事節目《鏗鏘集》調查報導《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以冊查方式追查「7.21」事件中出現的汽車車牌，而被控「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罪成，罰款6000港幣（84000日圓），是首位因查冊而被定罪的記者。

Yuna認為，蔡玉玲事件是一個指標。他說：「正常的社會是會包容記者在追尋真相時，無意踏入法律的灰色地帶，不會因此而控告記者，但政權卻以雞蛋裡挑骨頭的方式針對行內最出色的記者。」他認為即使不動用國安法，都會由警方國安處利用其他法律控告記者，而這樣的起訴門檻更低，比國安法更令記者感到恐懼。

攝於2020年5月22日，一名香港市民於銅鑼灣一條天橋上走過，牆壁上有被重新上油漆覆蓋的抗爭塗鴉。

不是法律而是「政治」

「查冊」是香港的偵查記者過去常用的工具，可以從簡單途徑找出車輛、物業或地段的持有人，或透過某人的身份證號碼找出其資產，一般核數、審查、買賣等過程都可能會用到這工具。不過當了十年資深偵查記者的Boris（化名）卻無奈表示，現時已經不敢用查冊去查車牌了。

他直接地說：「蔡玉玲的事件已經看得到，其實整個遊戲規則和以前不同了，政權現在是會針對記者的個人責任，如果有人還是心存僥倖，就應該要醒醒。」

「整件事根本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法律只不過是工具。這件事顯示，當有記者寫出政權不喜歡的報導時，政權就會針對記者個人令他負上後果。這次判罰款，只是先例和警告，所以千萬不要想像沒有後果。」他補充。

Boris認為，中國大陸是香港永遠的參照對像，一定要了解大陸發生的事，因為大陸的環境就是香港最終會變成的環境。中國大陸的記者會遭受到監控、軟禁和酷刑等強力的打壓，好運的話香港不會如此極端，但即使只有大陸的一、兩成也夠恐怖了。

被問及自身的風險時，Boris沒有猶豫地說：「最差的話就坐牢吧。只能說沒有人會想坐牢，但如果對自己的工作是無愧於心的、公正的，到真的發生時都只能夠接受，因為我只是在做自己。」但說完後他亦立即補充：「當然到真正發生時又可能是兩回事，到時也可能哭到痴線（香港話的瘋狂之意）。」

他認真的說：「我們必須要理解，香港現在就是一個威權社會，在威權社會下要做監察的工作本來就是危險。我不會主動申請去坐牢吧，當收到一個重大的警告，而背後的刑罰是完全承受不起的時候，就唯有離開這個行業。」

Boris認真思索著：「但積極地想，很多威權的地方都還有記者在工作，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做法，或許可以轉做一些比較民生、國際的題材，避免提及香港和中國，甚至改做娛樂、文化或者youtuber，捱過這段時間，等待政治環境轉換才回歸記者行業。」

偵查記者Boris（化名）表示，現時已不敢再使用查冊工具查車牌。

走上移民的最後一哩路

不過並不是所有記者都能輕易轉換行業，入行20年的攝影記者James（化名）無奈地說：「我不懂得做新聞攝影以外的事，只會拍攝相片。」過往在多家媒體工作的James，也曾經跑過中國新聞，當時拍下不少揭發內地醜聞的新聞，因此也擔心過會被秋後算帳。他說：「《國安法》通過當晚已經心知不妙，有幾晚睡不著。」

雖然他認為自己不至於會立即被控告，但《港區國安法》成為令他決定移民的最後一根稻草。James坦言，2019年已預計到社會環境會變得高壓，並且萌生了移民離開香港的概念，他說：「已經無法做記者，香港將會變得比大陸任何一個城市都要差，只是拍攝貧窮、弱勢等社會議題都有可能被盯上。」

他舉例指：「跑了這麼多年，以前於中國大陸認識的記者朋友，不是坐牢就是投誠，最要好的朋友更被長期監控、曾經變得精神緊張和暴瘦。」James於2021年5月已移居外國，寄望可以在安頓生活後繼續進行紀實攝影的拍攝。

James自言一度感到很悲哀：「我小時候就已經很想當攝影記者，以前我以為自己可以當一輩子，但這樣好像夢想破滅，想得眼濕濕。但年輕的記者更悲慘，這行業工時長薪水低，願意入行的人都多少有點熱誠，卻遇上這個時代，新聞行業要自由才有可能發揮。」

攝影記者James（化名）選擇移民離開。

持續而慢性的恐懼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指，新聞媒體運作的前景不明朗，加上社會大環境的壓抑情緒，對記者造成一種長期的心理壓力和恐懼。他說：「我形容這是持續而慢性的恐懼，整個行業都處於一個不健康的心理狀態。」

楊健興表示：「雖然《港區國安法》不太容易用作針對傳媒，但其威力如官方所說在於『震懾力』。因為我們不了解國安處會在什麼情況、什麼時間使用，所以會產生一種不明朗的感覺，令行內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整體都會受到（恐懼）擴散的影響。」

他補充：「我感覺到現時的大環境就是要向傳媒開刀，要弱化傳媒令其不能發揮監察的功能。《國安法》是（政權）其中一把武器，針對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事項，但其實當局仍會透過不同渠道達到同一個目的。現時已經很難想像將來的局面，過去香港社會無法想像查冊也會被入罪，很多行內人也未有想過這件事，他們要如何適應，還是選擇離開，我相信很多人現時都只是見步行步。」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

香港新聞業前景未明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新聞自由指數，2021年香港維持排名80位，是有紀錄以來最低。該組織指北京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允許其直接干預香港，以任意懲罰「危害國家罪」威脅香港新聞自由及新聞工作者。

香港向都是國際新聞機構的駐足點，《港區國安法》亦令外國媒體派員駐港感到擔憂，美國《紐約時報》於2020年7月已表示因為《國安法》令新聞機構感到憂慮，決定將部份業務遷至韓國首爾，涉及約三份一員工。

《國安法》單是實施一年香港新聞業已受到巨大衝擊，行內人都經常會有「新聞無得做」的想法，但正如一位前輩所說：「我們整班記者好像入了一條隧道。隧道很黑，但入面其實有很多人，告訴著我們都一起行。」即使記者報道要盡量秉持客觀，避免過份代入情緒，但記者還是香港人的一份子，無論是否留在崗位，面對社會動蕩也只能咬緊牙關一起見證。

標題圖片：在實施國安法後，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愈加黯淡，許多記者面對未來，變得更恐懼不安。

※圖片皆為作者拍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