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的民主運動」

在我的臺灣研究人生裡，從「開始關心」當時的臺灣政治起，直到約莫1980年代才「全面投入」臺灣研究與觀察，當時我腦中突然浮現一個沒由來的感想，「這些人（「黨外」運動者）正在進行第二次的大正民主運動」。地點在臺北，記不得是在哪個場合上，僅僅只是對於自己抱有如此感想，留下了鮮明的記憶。

在第一線親眼見識著臺灣政治的種種變化，腦中卻浮現「大正民主」這個日本史的用語，或許都是因為當時自己剛寫完一篇論文名為「大正民主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關係吧。先不論「大正」這兩個字，當時自己的直覺重點在於「第二次的民主運動」。那是因為當時「黨外」勢力在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下推動民主運動，一切都在我眼前發生，讓我直覺感到與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民主運動有相通之處。

臺灣政治學者吳乃德的近著《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2020年，春山），認為從1977年的中壢事件到1986年的民進黨成立、1987年的解嚴為止的10年間，是「臺灣最美好的時刻」。理由在於，如同美麗島事件這樣的大規模鎮壓，抑或像是發生在林義雄先生的家人在光天化日下遭殺害重傷致死的政治恐怖攻擊，如此艱困的時期「反而是臺灣人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若「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時期如吳乃德先生所言，對於在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知識分子來說，奮鬥不懈地爭取臺灣人權的1920年代，可以說是他們的輝煌年代。

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10日（AP / Aflo）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00週年

我腦中想起殖民統治下的民主運動，應該就是前述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運動的前提在於，臺灣總督擁有管轄臺灣（臺灣島與澎湖群島）的行政權，以及在管轄領域內「制定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因此所謂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便是向日本帝國議會要求制定法律，以「設置由臺灣住民選出的議員所組織的臺灣議會，並賦予施行於臺灣的特別法與臺灣預算的審議權」。

第一回請願在1921年1月30日由臺灣中部具有高度聲望的林獻堂領銜，共有178名臺灣住民具名，向第44屆帝國議會的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提出。其後，請願活動每年持續進行，直到1934年在臺灣當局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中止，接近14年的期間共計進行了15次。無論是在貴族院還是眾議院，請願直到最後都未獲採納，不曾交付列為中央政府應檢討之法案。在已經過去的2021年1月30日，恰好滿100週年。

在最嚴酷的條件之下發起民主運動

從今日回顧過往，我在1980年代初期的臺北，直覺感受到戰前的民主運動於戰後「再次發生」，兩者之間有兩個共通點。

其一是戰前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與戰後的「黨外」民主運動，皆在各自政治環境裡最嚴酷的條件下奮起，此外，國家以暴力鎮壓反抗統治者的記憶仍是歷歷在目，抑或在暴力鎮壓與抵抗同時發生的情況之下，開創出合法的民主運動。

1920年代，當初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下，臺灣人完全沒有可以稱為參政權的任何權利。再加上當時強力鎮壓的「噍吧哖事件」（1915年）──發生在臺灣西部漢人地區最後的武裝抗日事件──的記憶猶新，以及1895年以來，在鎮壓武裝抗日的過程裡，細密地配置了警察派出所與保甲制度──所謂的鄰保制度──交互組合運用，形成管理與監視各地居民的體系，束縛著臺灣平地漢人社會。在如此狀況之下，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找到的出路（應該是受到日本本國的普選運動所啟發），便是戰前明治憲法所規定的議會請願權（第30條）。

這在當時是可以容許的最低限度政治權利，以此為施力點創造出請願運動。請願運動開始的前後時期，臺灣文化協會展開了稱為「文化講演會」的啟蒙活動，也是某種示威行動，以及從《臺灣青年》發展到《臺灣民報》，創造出臺灣人自身的言論活動與新聞報導，這些活動在請願運動進行的同時結成並發展，讓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開花結果。在推動這些運動之際，發生了「治警事件」（1923年12月），可以稱為殖民地版的美麗島事件。臺灣總督府無法判定請願運動違憲，卻按照當時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統治方針，將日本內地為了取締政治運動而制定的治安警察法延伸至臺灣施行（1923年元旦），將參與運動的幹部一網打盡。

《臺灣民報》創立紀念（財團法人白鷺鷥基金會提供）

在嚴酷的條件之下，被統治的民族自覺地行使最低限度的政治權利，自我賦形為政治主體，在這層意義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100週年，可以說是臺灣民權運動的100週年。

對於192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而言的請願權，相當於戰後民主運動裡的地方公職選舉。在柯旗化先生稱為「臺灣監獄島」（第13回連載），也就是長期戒嚴下，政治自由遭到嚴重壓迫的狀況之中，國民黨政權某種意義上不得不持續舉行的各項選舉，正是珍貴的「自由縫隙」。來自政權的各種阻礙與騷擾，經歷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以及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成員所組成的「無名之黨」的挫敗，逐漸撐開了「自由縫隙」，直至1986年打破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民進黨終於成功創黨。戰後臺灣的民主運動，便是從「監獄島」最低限度的「自由縫隙」裡──也就是從選舉裡所開創而成。

提出誕生自草根的臺灣願景

第二個共通點在於，兩者皆在各自的時代裡提出了對抗統治者意識形態的「臺灣願景」。

若談到日本的「內地延長主義」裡有何「臺灣願景」，那便是在殖民地漸進施行內地＝日本本國的法律制度，推進殖民地行政制度的同化，伴隨著同化，若殖民地住民得以提升「民度」，便會相應地承認給予和本國相同的參政權，在如此的未來展望之下，臺灣就是「大日本帝國」裡的一個特殊「地方」。其中，明確否決以「民族」為單位的自治，當然也就是拒絕設置以「臺灣」為區域作為住民自治的單位。帝國議會每年都不採納臺灣議會設置的請願，便證明了此方針。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願景，則是相對於此，欲將臺灣總督府的管轄區域這個形式的外力所設定出的「臺灣」這個領域，從住民的角度重新詮釋，想像存在一個自治政體的領域。其中，作為政治運作理念的「民主」和作為統治理念的「自治」，以及作為政治領域概念的「臺灣」首次合為一體。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00週年，在這層意義上，亦為「臺灣民主自治的願景」誕生100週年。

「黨外」運動的臺灣願景，可以用筆者在1983年立法院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的觀察中見到的口號「民主，自決，救臺灣」為代表。其中的「自決」之語，光這兩個字無疑地賦予了臺灣有選舉權者的集合體主權，其願景也可以視為「臺灣民主自治的願景」之延伸抑或發展。

連結兩個民主運動的人們

我們也不能遺忘，有些人活過了戰前與戰後兩個時代，並且連結了兩個民主運動。

1970年代初書寫《臺灣民族運動史》的葉榮鐘，便是接續記憶的一人。葉榮鐘的友人王詩琅（1908-1984），曾任職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他住在臺北萬華，實際上和1970年代「黨外」領袖之一的康寧祥的住處鄰接。根據康寧祥自傳（《臺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所述，他從高中時期開始，就會打開窗戶聽王詩琅以臺語講述臺灣史的過往種種，特別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社會運動相關之事。康寧祥以那些知識為基礎，在街頭上以臺語演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人物奮鬥故事，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黨外」選舉裡，刮起一陣旋風。

此外，亦有人投身參與戰後的地方公職選舉，串連起兩個時代。最近獲得矚目的石錫勳（1900-1985），便是其典型人物。石錫勳生於彰化，1921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高雄開設醫院。從求學時期起便加入文化協會，也參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更經歷了前述的治警事件，為此有一段時間被拘留於監獄。戰後，從1954年開始，以及1957年和1960年皆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參與彰化縣長選舉，多次挑戰當局，亦反復落選。期間也參與中國民主黨的創黨運動。他原欲參加1968年的地方選舉，挑戰彰化縣長，但捲入所謂的「彰化事件」而遭逮捕入獄，因此未能出馬競選。

蘇瑞鏘著《石錫勳及其時代》

其後，石錫勳亦曾與選戰的「戰友」王燈岸（1919-1985）一同為彰化地區「黨外」人士助選。在1983年的立委增額選舉中，石錫勳與王燈岸一起坐輪椅助選，成為獲得「黨外後援會」推薦的許榮淑選舉演說之際的主題人物。正是這個場面，蘊含強烈象徵意義的一幕，道出了戰前與戰後民主運動的歷史性關聯。

毋須贅言地，今日臺灣民主體制得以成立，並非僅有單一的歷史脈絡，戰前與戰後的各種社會運動所提出的臺灣願景亦絕非單一事件。前述臺灣願景的承繼之路，作為臺灣近現代史中的「縱向歷史脈絡」之一，其存在令人無法輕易忽視。

標題圖片：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出席者有林獻堂（坐者右5）、蔣渭水（坐者左3）、蔡培火（立者左7）等人（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