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東京是「壞人」？

目前，以歐洲為中心，新型冠狀病毒所帶來的全球範圍的疫情仍在持續惡化。

儘管日本也再次提升了針對疫情擴散的警戒，但與其他主要已開發國家相比，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明顯較少，防控措施在海外獲得了高度評價，甚至有人將之稱作「日本模式」。然而，日本國內對這種所謂「日本模式」的評價之低，十足讓人驚訝。日本媒體在報導時總將焦點對準了感染人數連日增多的問題，而新增感染人數較多的東京在國內便被視為了「壞人」。

地方醫療機構普遍會告訴患者「如果有親屬去過東京，敬請在兩週內避免就診」，甚至有的地方流傳著只是因為「去過東京」就感染了病毒的謠言。

恐怕這是媒體對疫情問題的報導有失偏頗而造成的結果。東京確實存在感染人數增多的狀況，但在各個自治體的層面，大家都在盡力採取措施，都內有些區也有效遏制住了疫情的擴散。

應該減輕因為隔離產生的「經濟風險」

就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又聽到了這樣的新聞——東京新增294例確診患者，已經連續3天單日確診超過200人（11月7日）。東京都中央區保健所的山本光昭所長十分肯定地表示「沒有必要只是因為看到這個數字就感到恐慌」。該區一直在採取被稱作「中央區模式」的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後文將為大家詳細介紹。山本所長指出不必因為每天的感染人數忽喜忽憂的根據在於，無症狀和輕症患者占比情況、死亡人數情況，還有公佈的感染人數和陽性人數的實際情況都是極度不透明的。

「流行病學調查存在局限性，總是在發現檢測陽性人員後認定為『初次感染』，但冠狀病毒是一種讓人反復表現出陽性、陰性、再次感染、再次轉陰性的病毒。必須假定無症狀或輕症患者此前在本人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已經作為『陽性人員』傳播了病毒，同時也不可否定存在採樣過程中出現失誤造成假陰性的案例。換言之，必須考慮到總是會出現一定數量的假陰性（漏檢）和假陽性（誤檢）。」

另外，據說從上報第一例感染者的1月到2月下旬這期間的第一波，與3月以後的第二波疫情相比，陽性人員存在很大差異。第一波時，檢測對象限定為「具有明顯症狀」的人員，而到了第二波的時候，檢測對象就擴大到了無症狀人群。如果沒有自覺症狀，即使保健所順著感染路徑打來電話，陽性人員也只會覺得厭煩，不願配合。負責相關工作的保健師無奈地表示：「他們不僅拒接電話，甚至在我們上門調查時也假裝不在家。許多時候甚至根本無法打聽出真正的感染路徑。」

據說這些人即使被確診已經感染病毒，也不會配合前往飯店等場所隔離。收入越低，比如個體業者和打零工維生的低收入人群，這種傾向就越明顯。或許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因為假如在酒店休息10天，就會少10天的收入，將會直接影響生活。作為一名自由業者，筆者深感如果中央和地方自治體能夠減輕這些人的經濟風險，各區保健師的負擔也會減輕，想必還能產生減少病毒傳播風險的效果。如此一來，日本模式應該更能在全球引以為傲。

CT檢查可以有效診斷重症程度

截至11月10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達到5061萬人，死亡125萬人。美國的感染人數最多，占到了全世界的大約5分之1，疫情毫無終結跡象。而日本的死亡人數為1700人。山本所長這樣說道。

「感染病毒後轉為重症風險較高的主要是老年人和患有糖尿病、肥胖症等基礎疾病的人。儘管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但轉為重症的患者比例並不高，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與美國等國家不同，日本國民享受的醫療服務差距較小。在我國，無論貧富，所有人都加入了公共醫療保險，大家都可以接受水準相近的保險診療。另外，第一波疫情時我們獲得了許多技術性的經驗，這也是一個有利因素。」

日本醫療品質高、交通便利也是死亡人數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還有可以改善的餘地。目前，日本國內對「PCR檢查」表現出異常的執著，尤以政治家和媒體為甚，這已經成為導致人們誤判病毒本質的原因。

通常在對傳染病進行診斷時，普遍做法是實施多項檢查，在綜合判斷下開展診斷和治療。

比如作為乙類傳染病的結核，單靠血液採樣檢查無法確診，所以都是在進行影像檢查和痰樣檢查後做出「診斷」，確定了結核類型，再採用「隔離」這一最終手段。

然而，針對新冠病毒，「PCR絕對主義」盛行，甚至有人認為，現在存在一種風氣，竟然把採用PCR檢查找到陽性人員當作了目的。可是，重要的難道不應該是找到陽性人員，給予妥善治療，以避免新增感染者嗎？

那麼應該怎麼做？

山本所長強調：「只需要檢查發病前2天到發病後9天內的密切接觸者。這是因為，發病9天後，病毒已經失去活性，14天後就不再具有傳染性了。春天那段時間，確診患者要到病毒檢測呈『陰性』以後才能出院，但現在已經按照天數來判斷是否允許出院了。另一方面，出現症狀時，如果在PCR法、LAMP法和抗原檢查中呈現陽性反應，那麼除了針對唾液等進行採樣檢查外，從評估重症化風險的意義而言，希望最好還要進行CT檢查和血液指標檢查。」

據說，要觀察重症程度，通過肺炎影像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最佳診斷依據是磨砂玻璃狀陰影的CT影像。日本的CT普及率高居全球第一，出現誤診的情況也很少。而且我們已經懂得，如果出現嚴重炎症，最有效的辦法是用人工呼吸機和ECMO等裝置維持肺功能，再注射類固醇。目前，治療過程中的問題已經變為如何控制類固醇的副作用。山本所長認為，既然已經逐步確立了治療方法，那麼就應該繼續保護重症化風險較高的老年人等群體免於感染，同時，感染本身並不可怕，如何儘早進行妥善治療，或許是減少死亡人數的關鍵。現在，儘管感染人數激增，但死亡人數並沒有快速上升，這正是一個佐證。

區公所支援餐飲業工會工作

如今，為了防控疫情擴散，中央區已經大幅調整政策方針，與餐飲業工會等組織簽訂了協定，積極支援各個團體開展的工作。

其中一項措施是，將推出名為「安全標籤」的標誌作為開展自主行動的象徵，以此向中央區內外人員宣示本區店鋪都採取了周全的防控對策。為此，銀座料理餐飲業工會聯合會已與日本橋料理餐飲業工會等六個工會聯手，決定嚴格貫徹衛生管理和從業人員健康管理。

東京都政府製作了管理手冊，如果認定店家遵守了管理規定，就會為其發放安全標籤，而日本橋料理餐飲業工會則更進一步，細分為「換氣」「消毒」「距離」等專案，判斷各個專案符合規定後再為其張貼安全標籤。

據說中央區對這種做法持肯定態度，在12月的補充預算案中增加了4800萬日元預算用於支援「各工會開展自主防控措施」。對此，其他區的區議會也非常關注，認為「只有區長、區議會、區政府保險福利部和宣傳小組，以及保健所通力合作才能實現」。

目前各區的工會加入率都在10%以下，但隨著區政府方面的支持推動，加入率將會提高，工會的力量也會加強。據說這樣有望產生一些積極效果，今後在採取任何措施時，也會比較容易推行。

既然俱樂部、酒吧、居酒屋聚集的銀座和新橋等都在區內，那麼防控疫情就是目前的首要課題。

通過構建個性化對策模式進行試錯

同樣，擁有東亞首屈一指的鬧市區的新宿區也在努力。歌舞伎町有許多牛郎俱樂部，難以避免人員密切接觸的酒吧女郎等群體也會頻繁光顧。

於是在6月時，新宿區與各家商戶成立了官民一體的「新宿區繁華街疫情防控聯絡會」，區政府和東京都福利保健局職員、各家牛郎俱樂部老闆共計約40人達成共識，如果出現感染者，將會合作調查感染路徑。這些店鋪的經營形態具有很強的匿名性，即使店內出現感染者也很難調查密切接觸者，為了突破這個難題，政府已經與商戶直接聯手。

新宿區區長吉住健一（左起第二人）等人走上街頭，呼籲歌舞伎町的牛郎俱樂部等商戶採取防控措施，2020年7月20日，東京都新宿區（時事）

同樣擁有鬧市區的豐島區和餐飲店眾多的千代田區也在積極除錯，每個區都在嘗試建立個性化的應對模式。

這種各個自治體自主的努力，構成了「日本模式」的基礎，縱然仍有改善餘地，但這已經為政府將疫情擴散控制在所有已開發國家中的最小程度增添了一臂之力。

標題圖片：重新開業的銀座「由美俱樂部」店員為客人檢測體溫，2020年6月19日，東京都中央區（時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