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安樂死，而是涉嫌委託殺人

2020年7月，一則新聞報導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巨大衝擊。去年11月，京都兩名醫生面對一名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症」）女患者（51歲）提出的「想要安樂死」的要求，前往患者家中，通過注射致死劑量的藥物使之死亡。他們最終以委託殺人的嫌疑被京都府警方逮捕。據悉，這名女性通過網路SNS認識了其中一名醫生，與其商量了此事，但直到事發當天為止，兩人從未見過面。

這兩名醫生的行為，即便是在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或州，大概也會以同樣的罪名受到懲處吧。因為他們既沒有為那位患者作檢查，更不用說進行治療，也並未準確掌握患者的病情和精神狀態，更沒有科學地判斷是否還有其他能夠減輕患者痛苦的手段。這兩名醫生在他們的部落格和合著書籍中，不斷發表言論否定衰弱的老人和重病患者的生存價值，因此支持他們的意見極少。但是，相當多的人主張，為了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日本也應該開始討論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

安樂死「事不關己」

在日本，所謂「安樂死」是不被認可的。這裡所說的「安樂死」一般指醫生給患者注射致死藥物使之死亡的「積極安樂死」，或患者服用醫生開出的致死藥物自殺的「醫生協助自殺」。直到最近，在日本圍繞「安樂死」的討論還很不活躍，而討論更多的主要是「尊嚴死法制化」問題。一般來說，「尊嚴死」一詞與「安樂死」是不同的，它是指控制或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人工營養補給、人工透析等「延命治療手段」的行為。作為「臨終期」患者治療的選擇之一，「尊嚴死」實際應用於臨床醫療中，但其法律定位比較模糊。而關於「安樂死」，雖然媒體對20世紀末以來歐美出現的爭取「安樂死」合法化的活動有所報導，但在日本，很多人依然認為「安樂死」是「事不關己」的問題。

2016年12月，為許多熱門電視劇撰寫過劇本的著名編劇橋田壽賀子在文藝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我想安樂死》的隨筆，引起了巨大反響，這種現狀由此開始改變。當時92歲的橋田在文中表示，當失智症發展到自己的行為不受控制的時候，想去「協助自殺」合法化的瑞士實行安樂死。

2017年6月，NHK播出了一部名為《她選擇了安樂死》的紀錄片，跟蹤拍攝了一位元身患多系統萎縮症的日本女性（51歲）及其家人，她在瑞士自殺協助團體「生命週期」登記，並親自前往瑞士成功實現協助自殺。這個節目引起了很大反響，之後重播了兩次。據說京都委託殺人事件中，漸凍人症女患者也是看了這個節目之後，強烈傾向於「選擇死亡」的。近年來，日本國民對安樂死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京都發生的這一事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

旁觀者草率下結論無異於暴力

但如果說以此次事件為契機，日本也要開始討論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我覺得還相當草率，似乎為時尚早。在網路論壇、網路SNS上，可以看到很多單純的意見，比如「疾病已經醫治無望，一心求死，為什麼不能讓這些人死呢？」「既然有生存的權利，那麼不就也有死亡的權利嗎？」

在這樣的爭論面前，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首先，「安樂死」並不是單純指「安樂地死去」，而是為了讓那些飽受難忍痛苦的人擺脫痛苦而「使之死去」的行為。如果通過醫學治療或精神上、社會性的關懷和幫助能減輕患者的痛苦，也可以說是問題的解決和改善。但是，通過死亡的方式讓人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而只是「消滅了問題本身」。

另外，認為那些強烈要求「想死」的人是不想活下去了，這未免過於武斷。人之所以「想活下去」，是希望「有意義、有價值地活著」，當人們感受不到活著的意義和價值時，就會悲觀地想去死。「想死」和「想活」其實就像硬幣的正反兩面。反過來可以說，正因為「想活」，人們才會「想死」。

因此，根據周圍的情況或與遇到的人的關係，「想死」的願望隨時都可能逆轉為「想活」。漸凍人症是一種肌肉逐漸萎縮和肌肉力量逐漸衰弱的頑症，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不過，有很多漸凍人症患者的病情比京都事件中的那位女性更加嚴重，他們戴著人工呼吸器頑強地生存著。其中很多人證實，有些時候他們也曾強烈地「想死」，並要求結束生命。

2019年，需佩戴人工呼吸器的漸凍人症患者舩後靖彥當選為日本參議院議員，成為世界罕見的劃時代事件。如果因為患者病情惡化，不能做的事情增加，就簡單地認為其生活品質下降，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則未免過於草率了。況且，身體健康的人說什麼「我要是變成那樣也想死」之類的話，對於生活在這種狀態中的人來說其實是一種冷暴力。

在集體利益優先的日本社會實施安樂死的風險

主張開始討論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他們經常以此為依據——「輿論調查顯示有70%的人贊成安樂死（《朝日新聞》2010年實施的生死觀輿論調查）」。但是，這個調查的受訪者之中，不少人無法區分「安樂死」和「尊嚴死（控制或停止延命治療措施）」，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還有旨在減輕痛苦和提高生活品質的「舒緩護理」。在討論安樂死是否可行之前，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創造一個護理和支持的環境，讓那些飽受嚴重疾病或殘疾之苦的人能夠「作為人有尊嚴地活著」。

世界上安樂死合法化的，是個人主義傾向較強的歐美一些國家或州。在「患者權利法」都不存在、組織和集體利益優先的日本社會，如果安樂死合法化，可以想見，即使看似基於本人意願，但實際上是出於「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而被迫去死的情況會不斷出現。

當前在日本，很多人對老齡化急速發展和政府推進削減社會保障費抱有強烈不安。近年來日本社會對「死」的關注度不斷上升，與其說是圍繞人的生命產生的深層追問，還不如說是這種不安心理起著更大作用。不安容易使人陷入狹隘的想法之中，容易助長對他人的依賴。在這種不安心理的驅使下，人們容易傾向於簡單地選擇「安樂死」。我們應該更加清醒地認識這種危險性，並對此保持警惕。

標題圖片：隸屬「令和新選組」政黨的參議員舩後靖彥，在當選後現身臨時國會的第一天接受媒體採訪，2019年8月1日（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