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負責任的積極財政」中的「積極」？
2026年2月20日的施政方針演說中，高市政府強調將擺脫對補充預算的依賴，改以跨年度預算及長期基金等方式，提高預算運用的可預測性。同日的財政演說中，財務大臣片山皋月也表示，「負責任的積極財政」並非一味追求擴大支出規模，而是應將資源優先投入預期能產生效果的政策，同時檢討並調整成效有限的措施。
所謂「積極」財政，並不是指擴大政府支出總額，而應理解為改變預算配置方式、以更長期的視角規劃投資，並重塑能帶動民間投資的財政結構。
自新冠疫情衝擊告一段落後，從2023至2025年度，即使將補充預算納入計算，預算規模的增幅也僅略低於5%。若考量同期稅收成長了12%，或許可以說，日本目前採取的是兼顧財政重建與經濟刺激的財政立場。2026年度預算中的財政赤字規模，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也屬於較低水準。即便未來編列一定規模的補充預算，日本應該也不至於成為財政赤字特別龐大的國家。此外，政府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預計今後仍將持續緩步下降。
即便如此，仍有許多評論將焦點放在財政問題與金融政策上。這種現象或許可以說是日本經濟評論界受過去思維框架束縛所產生的「路徑依賴」。自2000年代（甚至某些情況下可追溯至19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一直是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在這樣的背景下，財政與金融政策的規模及其效果，自然成為重要的討論焦點。
然而，如今日本經濟的局面已經有所變化（實際上也有觀點認為，2018年下半年為轉折點）。目前，人力短缺與生產力低迷等供給面的問題成為重要課題。或許可以說，日本經濟評論界尚未跟上這樣的變化。
高市內閣經濟政策真正值得關注，也應成為討論焦點的，其實是財政資源的運用方式以及制度改革。施政方針演說中也指出，「日本經濟最欠缺的是資本投入量，也就是國內投資」，並提出了「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的政策願景。
支撐其政策理念的經濟理論
理解這項政策方針的關鍵，首先是「高壓經濟」理論，其次則是現代供給面經濟論。
高壓經濟理論的起源可追溯至1973年亞瑟．奧肯（Arthur Okun）發表的論文。該論文主要著眼於勞動力流動，並指出景氣過熱可能有助於提升生產力。傳統總體經濟學在分析時，通常會將景氣循環看作短期的需求變動，而將潛在成長率視為由人口、資本與技術所決定的長期供給面因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經驗，動搖了這種二分法。按照傳統觀點，金融衝擊屬於短期問題，理應不會影響中長期的經濟活動。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即使金融危機已經平息，經濟活動仍未能充分復甦。
總需求的變化會持續影響長期GDP水準等供給面。若需求不足的情況拉長，勞動參與和投資活動便會受到損害。反之，若強勁需求得以維持，則可透過人才流動、設備投資、研發投入及省力化投資等方式，提升潛在GDP本身。當需求超過供給能力並出現人力短缺時，也正是透過重新配置人才與資本來提升生產力的良機。面對通膨時，採取大幅緊縮財政與金融政策的做法，反而可能抑制這樣的機會。
另一方面，在供給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推動某項措施，也意味著「無法將資源投入其他用途」。在高壓經濟環境下，若一味擴大財政支出規模，政府計畫可能吸納大量人力，進而抑制其他經濟活動的發展。此外，對衰退產業提供補貼，也可能妨礙人才流動所帶來的生產力提升。
現代供給面經濟論（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MSSE）則認為，若要充分發揮高壓經濟的優勢，必須有適當的「引導」機制。1980年代的供給面經濟學，則是建立在透過減稅與放寬管制來刺激企業活動，進而提升供給能力的思維之上。這種政策思維現今通常被歸類為「新自由主義」。
相較之下，MSSE則呼應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葉倫於2022年提出的觀點，重視透過人才培育來帶動經濟由下而上的成長，以及藉由區域產業聚落策略與基礎建設投資來培育新興產業。其核心理念即在於透過政府引導來推動經濟成長。順帶一提，葉倫本人也曾撰寫探討高壓經濟理論的學術論文。她在2016年擔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RB）主席時，便曾指出需求可能持續影響包括潛在GDP在內的總供給，可見這兩種經濟理論之間具有相當高的相容性。
「產業政策」的重新評價
將「Sanaenomics」中的「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理解為日本版的MSSE，應該較為恰當。即使成功引進半導體工廠，若缺乏電力、水資源、交通網絡、供應鏈廠商以及人才培育機制等配套條件，也難以形成產業聚落。同樣地，導入AI與機器人技術，也需要搭配教育訓練、資料基礎建設、標準化以及法規改革等，而這些正是公部門發揮作用的領域。換言之，其政策的用意在於透過政府打造有利於民間投資的基礎環境，進而促成官民攜手，共同推動投資復甦。
如此整理後，或許有人會批評這其實是「產業政策」的復辟。包括我自己在內，多數經濟學者只要察覺經濟政策帶有產業政策的色彩，往往就會提高警覺。1990至2000年代的產業政策研究也指出，日本的產業政策未必能準確培育出具成長潛力的產業，反而有不少政策資源流向低成長部門，抑或是難以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的產業。
例如，旨在推動汽車與鋼鐵產業官民合營、但最終於1964年遭否決的《特定產業振興法案》，便是曾被提出但明顯失當的產業政策之一。也因此，經濟學者與經濟分析人士逐漸對產業政策抱持批判態度，認為「未曾以自身資金承擔風險的官員，不可能準確判斷未來哪些產業具有成長潛力」。
然而，自2010年代後期以來，學界開始重新評價產業政策。美國政府在網際網路與資訊安全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明確受到重視，加上韓國與台灣相關案例研究的累積，都成為重新評價產業政策的契機。
至於日本，也開始出現一種觀點認為，由於保護衰退產業與培育成長產業同時進行，難以觀察產業政策的效果（或者正是因為兩者同時推動而導致失敗）。這類重新評價並不代表對產業政策抱持樂觀態度，認為其必然成功。必須特別留意的是，所謂的「重新評價」其實是認為唯有在市場協調失靈、學習效果或國家安全等理由明確存在的情況下，政府介入才具有正當性。
經濟政策的焦點從規模轉向內容
高壓經濟理論與MSSE都主張，政策制定時必須意識到勞動力短缺、基礎建設不足等「供給能力的上限」。在這樣的情況下，與其說重點在於「投入多少財政支出」，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將資源用在何處，以及如何運用」。此外，決定政策成敗的關鍵，未必是財政支出本身，更可能是制度改革。未來在制定政策時，應會更加重視的是，事先檢視是否符合近年產業政策研究所指出、能讓政府「引導型成長」發揮效果的條件。
長年以來，經濟政策的討論多半圍繞在「擴大財政支出還是推動財政重建」、「實施金融寬鬆還是緊縮」等量化層面的對立。然而，在人力短缺與供給受限的時代，討論的重點也開始有所轉變。經濟政策面臨的課題正逐漸從總體層面轉向個別產業層面。政策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符合各產業的現況與發展潛力。若缺乏對特定領域的充分理解，便難以對政策作出準確的評論。對於包括我在內的經濟學者與經濟分析人士而言，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時代。
標題圖片：高市早苗首相於眾議院全體會議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