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時代與亞洲

佐藤百合  渡邊教授曾於1993年至1995年間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首先想請教90年代初期之亞洲局勢、當時日本對於亞洲的認識以及基於此背景下亞洲研究之發展動向。

渡邊利夫  一言以蔽之，當時是亞洲充滿蓬勃生機的時代。當我最初開始關心亞洲並萌生研究此區域的想法之際，「貧困」與「停滯」還是論述亞洲的關鍵字。當時的實際狀況的確是人口過剩且可耕作土地有限，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極低，好幾個國家瀕臨饑餓邊緣。在經濟發展理論的領域裡，普遍使用「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一詞來形容這樣的狀況。不過在我擔任理事長的1993至1995年之間，亞洲已進入空前繁榮的時期，亦即，民生得以溫飽。此乃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之功，亞洲各地迅速引進經過改良的優秀稻種，藉由推廣普及，亞洲已不再有稻米淨進口國。農業的如此發展，想必與政治穩定密不可分。此外，工業化亦以驚人的速度蓬勃發展。

佐藤  這是1970年代到80年代的發展情形吧。

渡邊  沒錯，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份量日益重要，成為舉足輕重之貿易夥伴。不僅如此，以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為首，投資者均視亞洲為足以獲得豐厚報酬的投資區域，外資匯聚於此，推動亞洲地區的急速發展。

當時，中國亦致力於改革開放。在我擔任理事長稍早之際，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獲譽為「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亦即「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其後，此名稱更改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當時的確展現出「新興國家」（Emerging Country）之姿，「新興」二字正顯示出星火燎原、蓬勃向上之勢。我認為比起「產業化」，將「Industrializing」翻譯為「工業化」，更能準確描述其本質，亞洲實為製造業的生產基地。其後，印尼亦迅速躋身NICS、NIES之列。當時，印尼等東協國家的發展速度遠遠超出日本人的預期。新興工業化國家、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協諸國，再加上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國，皆陸續崛起。

此時期，亞洲國家的工業化呈現兩大特徵：其一，亞洲各國憑藉自身實力掀起綠色革命；其二，透過貿易投資，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之下，實現飛躍性的發展。從那時起，「全球化」一詞便廣為流傳。亞洲正是搭上那股全球化的浪潮，從中獲取眾多利益而蓬勃發展。

渡邊利夫，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

亞洲貨幣危機

佐藤  雖然全球化浪潮帶來諸多利益，但仍潛藏重大風險？

渡邊  我們可以說亞洲在受益於全球化之際，亦遭受其劇烈衝擊。1997年夏季，經濟危機以泰國為震央，席捲亞洲全境。印尼大受衝擊，情況慘不忍睹，更甚於震央泰國。其後接受IMF（國際貨幣基金）附加屈辱條件的援助，才得以重振經濟。當時因看好亞洲高速成長而湧入大量投資，其中相當比例為短期融資。許多投資者透過股票、不動產與商辦大樓等獲取豐厚利潤。簡言之，亞洲經濟泡沫膨脹，而泡沫終有破滅之時，亞洲經濟轟然崩毀。自此，包括日本在內之世界各地的亞洲研究學者，對亞洲前景轉為極度悲觀。

當時，長期研究亞洲的學者間出現一種說法，認為亞洲經濟泡沫破滅的原因在於「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讓我深感懷疑。當時我認為，以「Crony Capitalism」這種大而空泛的辭彙來詮釋泡沫破滅的說法並未切中核心。

我認為應該如此思考：亞洲各國憑藉各自政策而有今日之發展，必定亦有應對貨幣危機之各種策略。韓國率先展開一系列的激進改革。藉此，即使亞洲各國於1997年遭逢經濟危機，自1998年起經濟成長率便由負轉正。

佐藤  一般的說法是V型復甦。韓國與泰國均呈現V型復甦，但印尼因1998年蘇哈托政權倒台，經濟復甦耗費較多時間。

渡邊  各國復甦的狀況雖有差異，不過此番考驗使得亞洲經濟更為強韌。現在的經濟成長率雖不及以往，但已顯現出更為堅實的經濟體質。

在韓國，國際貨幣基金（IMF）介入前，便早已自行推動改革。相較於印尼蘇哈托與國際貨幣基金總裁之屈辱合照刊登於紐約時報，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則主動推行企業重組與財閥解體。對此雖然出現各種不同評價，但改革的確增強其經濟實力。即便成長率下滑，仍使經濟體質更為精實。對於今日的韓國經濟，雖然因為許多日本人懷抱著「反韓情緒」，滋生諸多批評，但我認為其經濟體質的穩健程度，遠非日本新聞媒體所報導的那樣脆弱不堪。

貧窮困苦與成長停滯的亞洲

佐藤  1990年代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亞洲初期搭上此趨勢，經濟蓬勃發展，世界銀行亦發表題為《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的研究報告（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Research Report, 1993），但當全球化之負面效應浮現，對於亞洲評價的輿論風向則急轉直下。不過，對於亞洲各國藉由制度改革所鍛鍊出經濟的堅實體質，教授仍給予高度評價。

渡邊  的確是高度評價。統計數據明確顯示出亞洲的經濟奇蹟。雖然我的研究始於韓國，但我深信這是亞洲發展的基本模式。我認為，拉丁美洲與非洲的發展無法模式化。若時間允許，我想探究日本模式對於亞洲產生何種影響。

佐藤  從韓國的成長開始，隨著中國發展日漸顯著，您也將視野拓展至崛起的中國。此一轉折正發生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之際。

渡辺  雖然自誇有些難為情，但當時的確有幾分成就感。趙紫陽時期，中國雖未明言採行出口導向型發展，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實質上即朝此方向邁進。當時中國欲以韓國的成功經驗為師，但國內幾乎沒有學者研究韓國。由於我一直以來推崇韓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為嶄新的發展模式，因此雀屏中選，時常獲邀前往中國演講。

在上海的復旦大學、北京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等機構進行長的講學課程，與會的中國學者皆專心書寫筆記，並熱心地將我的韓國經濟研究譯為中文，專注研究。在這層意義上，我感覺到自己在1990年代的確稍微參與並影響了中國的改革。將韓國研究引介至中國，讓我引以為傲。雖然不是我個人的功勞，但如此心情，仍銘記於心。

渡邊教授（左）與訪談者佐藤百合國際交流基金理事

成長之亞洲　停滯之亞洲

佐藤  您自1990年代擔任理事長之際至2000年代，親身體察亞洲經濟的變遷並拓展研究領域，深入剖析何謂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目前的經濟現象。

渡邊  年輕時我曾出版一本著作名為《成長之亞洲　停滯之亞洲》（東洋經濟新報社，1985年；講談社學術文庫，2002年）。

佐藤  這本書出版於1985年，亞洲研究和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幾乎人手一本。

渡邊  該書出版的時期相當早，但當時其實是為了反駁當時日本學界「停滯的亞洲」之主流論調。例如，當年有一位知名學者矢野暢，他以「亞洲為何持續停滯」為研究命題，將探究亞洲的停滯因素，設定為亞洲研究的核心。對此，我不以為然，希望傳達亞洲也存在蓬勃發展的新興工業化國家。

我提出「中進國」的概念，亦即主張亞洲同時存在停滯與成長兩種面向，而停滯之亞洲終將逐步轉為成長之亞洲。當時學界僅以貧窮與停滯描繪亞洲，面對如此觀點，我想提出不同看法。即使無人明確質疑，「渡邊居然表示那樣的國家可以發展成長」，但應該心裡都是那樣認為，甚至出現「渡邊是個樂觀主義者」的嘲諷言語。

2022年12月22日在nippon.com進行此訪談。由東京大學大學院的川島真教授負責整理文稿。完整訪談記錄刊載於《亞洲研究》（第69卷第3號，2023年7月）。

標題圖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於馬來西亞舉行，21個成員國與地區領袖齊聚一堂進行紀念合影，1998年11月18日，賽城（Cyberjaya）（AFP／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