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10月底，日本的外籍勞工已經超過200萬人。其中，越南籍勞工約有52萬人，是各國和地區中最多的，但新入境人數已開始下降。為了探究原因，筆者於2024年6月前往越南首都河內進行調查。

從外籍勞工的居留資格來看，數量最多的是將技術和知識傳授給開發中國家的「技能實習生」（以下簡稱「實習生」）。比較新冠疫情前後的新入境人數，越南從2019年的9萬9170人減少到2022年的8萬3403人；相對地，印尼則從2019年的1萬5746人增加到2022年的3萬348人。

筆者造訪了位於河內市內六家派遣實習生到日本的「派遣機構」，所有機構高層都表示：「來自日本的雇用需求大約減少了三成。」為什麼會這樣呢？

「把人送到日本可以賺錢」

越南勞工在日本急速增加，始於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之後。當時，中國原本是日本最大的外籍勞工來源國，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在日本工作的吸引力逐漸減弱，再加上震災的影響，越來越多中國勞工選擇離開日本。中國國內爆發大規模反日運動也加速了這個趨勢，越南因此成為日本的新勞動力來源。

2012年底居住在日本的越南人大約有5萬2千人，但到了疫情前的2019年底，這個數字增至約41萬2千人，主要原因是實習生數量的大幅增加。2016年，越南超越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實習生來源國。到2019年底，越南實習生人數已達約21萬9千人，佔所有實習生的53%。

在越南派遣機構營運的教育中心裡，實習生們跟著早晨的廣播做體操，2024年6月17日，河內（筆者攝影）

「派遣」已經成為一門大生意，越南的派遣機構對於接收實習生並居中斡旋的日本方「監理團體」，過度接待和給予回扣的現象屢見不鮮。不僅負擔往返越南的旅費和當地住宿費，甚至忽略實習生的面試過程，轉而安排觀光行程或夜總會的接待服務。為了爭取更多的雇用名額，有些派遣機構還會與監理團體的高層達成「暗中協議」，每雇用一名實習生就給予約1000美元的回扣。

曾經一年最多派遣1500名實習生到日本的派遣機構幹部透露：「我們向每位實習生收取7000到8000美元的手續費。即使扣除招募、培訓成本以及接待和回扣等開支，仍然能從每位實習生身上賺取約1500美元的利潤。」

這位幹部接著說：「只要把人送出去就能賺錢，所以我們不會詳細告知實習生工作的內容，只讓他們練習自我介紹後就去面試。教育訓練是次要的，連意願不高的年輕人也會來。然而，日本的公司開始抱怨『人力素質下降』，在疫情爆發之前就有人在尋找『替代越南的候選國』了。」

日圓貶值、通膨…申請人數驟減

也有一些派遣機構徹底排除了賄賂與接待問題。其中之一是總部設於河內的LACOLI，該公司執行董事宮本勇樹表示：「賄賂與接待最終都變成了實習生的負擔。越南實習生背負巨額債務來到日本，結果部分人逃跑或涉入犯罪，成為社會問題，這也讓日本企業開始對越南勞工敬而遠之。」然而，不僅是日本企業「避開越南」，越南人也開始出現「對日本失去興趣」的趨勢。

原因是日圓貶值。在2022年2月之前，1日圓可兌換超過200越南盾，但之後日圓持續貶值，到了今年6月甚至跌破1日圓兌換160越南盾的水準。許多實習生每月會匯大約10萬日圓回國，因此，日圓貶值導致匯款金額縮水一事，對他們來說是個切身的問題。

前述的派遣機構幹部指出，日本的通膨也是原因之一。「物價高漲使得在日本的生活成本增加，『日本已經賺不了錢』的狀況在越南已廣為人知。以前的潛規則是來應徵的人數是預計招募人數的三倍，但現在連兩倍都變得很困難。」

根據這位高層的說法，由於越南的經濟成長，申請者期望的最低薪資標準是扣除房租後的實領薪水每月至少12萬日圓，若加上加班費則希望每月達到15萬日圓。隨著日本吸引力的下降，從應徵者收取的費用也比過去的行情降低了1000到2000美元。

實習生為了赴日背負高額債款，壓力沉重

儘管如此，根據越南海外勞動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派遣到海外工作的越南勞工中，日本仍以約8萬人居首位，緊隨其後的是台灣，約有5萬9千人。日本與台灣合計占派遣總數的九成。雖然情況不如從前，但對於想要到海外工作的越南人來說，日本依然是「最實際的選擇」。

所謂「實際的選擇」，指的是日本擁有一定的招募規模，而且對語言能力等入境條件的要求相對不嚴格。此外，籌措赴日所需資金也相對容易。一旦實習生被錄取，並取得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居留許可，便可向越南國營銀行等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技能實習生赴日前暫時居住的教育中心裡的宿舍，2024年6月17日，越南河內（筆者攝影）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2022年公佈了「技能實習生支付費用的實態調查」的結果。調查顯示，約有55％的實習生在赴日前會在本國借錢。按國籍來看，借款金額最高的是越南，平均67萬4480日圓（約4700美元）。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調查，2023年越南國內製造業勞工的基本月薪平均為273美元，可見這些借款對實習生來說負擔相當沉重。

由於實習生為了獲得更高工資而失蹤的案件頻發，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他們背負的巨額債務。為了減輕實習生的負擔，國際協力機構（JICA）與越南政府及國際勞工組織（ILO）合作，建立了一個由越南和日本企業支援的人才介紹網，目標是讓企業負擔實習生赴日費用的一半左右。自2027年起，技能實習制度將改為「育成就勞制度」，屆時實習生支付給派遣機構的部分費用也將由日本的雇用企業承擔。這項舉措值得肯定，但光靠這些措施，選擇前往日本工作的年輕人恐怕很難增加。

以留學名義赴韓「賺錢」

在河內，我也造訪了專門辦理海外留學的「潭美教育中心」。當我詢問「哪個國家最受留學生歡迎？」時，管理者馮翠律露出為難的表情表示：「留學地點的選擇往往取決於能籌措到的資金，而非個人的意願。」與實習生不同，留學生無法向銀行等金融機構借貸，他們必須自己籌措資金，哪怕是向親戚或朋友借錢來支付留學費用。

該中心按照留學國別設有五個班級，共約150名學生。其中，韓國班人數最多。馮翠律表示：「疫情之前，日本是最受歡迎的國家，但現在變成了韓國。」原因有三：首先，年輕一代從小就接觸K-POP等韓國流行文化，對韓國充滿憧憬。其次，韓語相對於日語的三種文字系統來說，僅需掌握24個字母的韓文，學習難度較低。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賺到錢」。

為了準備赴日，技能實習生們在越南派遣機構營運的教育中心裡學習日語，2024年6月17日，越南河內（筆者攝影）

名義上是「留學」，但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求學。韓國與日本一樣，留學生的打工有時間限制，但相比之下，韓國的規定較為寬鬆。馮翠律表示：「韓國對留學生的管理不像日本那麼嚴格。許多留學生週末也工作，每月可以賺到3500萬到4000萬越南盾（約21萬到24萬日圓）。」雖然留學費用在日本約為1億越南盾（約60萬日圓），韓國則要2億越南盾，但這筆差額很快就能賺回來。即使需要背負高額債務，越南年輕人仍然瞄準了「能賺錢的國家」。

韓國的總生育率僅為0.72，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因此韓國持續從東南亞等地引進外籍勞工。每年約有6萬人的名額，到了2023年增至12萬人，2024年更擴大至16萬5000人，規模接近日本2023年新入境的約18萬名實習生。

韓國外籍勞工的平均薪資以製造業為主，約為28.5萬日圓（2023年），大幅超過日本實習生的平均月薪21.7萬日圓（2023年）。如果對越南人來說，韓國成為「更實際的海外工作地點」，就會如同留學一樣出現逆轉現象。除了減輕赴日負擔的制度外，提高日本整體的薪資才是成為「被選擇的國家」的首要課題。

標題照片：為了準備赴日，技能實習生們在越南派遣機構營運的教育中心裡學習日語，2024年6月17日，越南河內（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