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勞工運動的核心力量
今年6月，G7峰會在義大利召開。去年日本是東道國，在曾經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廣島召開了峰會，令人記憶猶新。鮮有報導的是，召開G7或G20這種級別的峰會之際，作為系列活動之一，東道國政府都會在峰會或部長級會議之前，和構成市民社會的各種團體進行對話，這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除了市民社會組織（C7）、科技（S7）、大學（U7）、經濟界領袖（B7）相關對話外，還有和工會代表的對話活動，各國工會代表將與輪值主席進行對話（L7）。
岸田文雄首相（中央右）收下總聯合會會長芳野友子（中央左）遞交的「L7峰會2023」聲明，2023年4月7日，首相官邸（時事）
圖片拍攝於2023年4月岸田首相在首相官邸與G7相關國家工會代表對話之際。作為東道國日本的代表，總聯合會會長芳野友子向G7輪值主席岸田文雄首相遞交了請願書。
L7從峰會創設以來每年舉行，旨在反映勞動者的主張，對話活動中，美國（AFL-CIO）、德國（DGB）、英國（TUC）、日本（總聯合會）等各國工會中央組織，以及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工會諮詢委員會（TUAC）等組織的代表齊聚一堂，面對G7峰會輪值主席討論政策，向領導人提出要求。2022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理事鄉野晶子被選為ITUC總書記，成為首個擔任該職的日本人。
勞動協約適用率落後於歐洲
日本的工會在全球勞工運動中也一直發揮著核心作用。不過，由於歷史和社會結構不同，各國的組織形態和運動方式各有特點。
下圖展示了主要國家的工會組織率。各國均呈現下降趨勢（韓國例外，近年來組織率上升，2021年達到14.2%）。從最近的數字來看，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地區較高，而德國、日本和美國只略高於10%，法國甚至不到10%。
然而，就法國來看，雖然工會組織率較低，但其活動的成果在廣泛改善工人勞動條件方面卻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法國，按照《勞動法》規定，工會與業界團體簽訂的行業勞動協約的內容，適用於包括非工會成員在內的該行業所有同類型勞動者，所以勞動協約的適用率超過了90%。而德國的法律框架雖然不同於法國，但包括行業勞動協約和企業勞動協約在內的勞動協約適用率，在2021年時已經超過50%，且勞動協約規定的勞動條件適用範圍擴大到了工會成員以外人員。因此，工會的積極活動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再回頭看日本，像歐洲那樣的勞動協約擴大適用並非普遍情況。因為以企業為單位組建的「企業內工會」占了大多數。日本的勞動協約通常是由各個企業的工會與公司（用工方）談判後簽訂，其適用範圍基本上僅限於該企業工會的成員(*1)。日本的工會簽訂勞動協約的比例大約為90%，所以推算整體適用率大致在15%以下。日本的工會所具有的勞動條件決定力，也就是社會規範的塑造力落後於其他國家，這雖然有些讓人感到遺憾，但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