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負面教材的蘇聯

川島真  山田教授您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的時期正值冷戰剛結束之際，當時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局勢以及中國的呢？

山田辰雄  冷戰結束時，因個人因素，1990年11月我剛好人在東柏林，親眼見證了當時人們拆毀著「柏林圍牆」。冷戰結束後，作為中國研究者，我想談談中國。經歷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逐漸復甦，準備走向國際社會。

雖然亞洲也逐漸發生變化，但與歐洲不同的是，冷戰結束並沒有立即引發亞洲的劇變。相反地，我認為中國將蘇聯的崩解視為負面教材，這也促使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不過，冷戰的結束讓與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往來變得更加容易。在那之前，我已經多次前往蘇聯，並且與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有深厚的關係，因此也多次前往那裡參加會議或演講。隨著冷戰逐漸緩和，我們變得更容易造訪社會主義國家。

山田辰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

天皇訪中與共產黨政權

川島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各種制裁。從當時外交部長錢其琛的回憶錄(*1)等資料來看，可以理解為中國也有意圖利用天皇訪中來突破圍繞其周邊的制裁。

山田  天皇陛下（現任上皇陛下）是在1992年訪問中國，但在此之前，他希望更了解中國的情況，於是邀請了幾位文化人和學者。我當時恰巧是亞洲政經學會的理事長，便以學會代表的身份前往皇居，與天皇、皇后兩陛下進行了交流。

當時我只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辛亥革命，並指出從日中合作的角度來看，這場革命對於塑造新中國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後來還有幾次與天皇陛下見面的機會，據我所知，1992年訪中時，中方是由楊尚昆負責接待，天皇陛下對那次訪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僅覺得愉快，同時也認為中國確實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方的接待禮節非常周到。

天皇陛下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款待，並且走過群眾之間。那正是當時的時代氛圍。的確，冷戰的結束是一個巨大的變動，但在我看來，世界和日本的變化並沒有為日本的學術界帶來負面影響。

亞洲研究與社會科學：政治運用「普世」價值的方式

川島  山田教授，您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能否請您談談對當前日本的亞洲觀與中國觀的看法？

山田  在廣義的社會科學中，亞洲研究的定位是一個重要問題，涉及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我長期以來關注的課題。簡單來說，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逐漸發展成現代社會，並催生了社會科學理論，這些理論逐漸擴展為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普世理論。

那麼，現代社會的情況如何呢？我認為，當今社會正處於一種因主張普世價值而反而導致社會分裂的狀態。也就是說，一方面有人權和民主主義的訴求，另一方面則存在著權威主義。這些原本是學術領域的概念，如今卻在現代社會被政治化，導致世界的分裂。

意思是說，近代西歐社會蓬勃發展，原本源自西歐的社會科學應該是專屬於西歐的，但人權、民主主義等概念卻被普世化，甚至傳到了亞洲。然而，20世紀後期，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也逐漸發展，這引發了如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相對化並納入這些發展的新課題。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亞洲發展，不僅限於亞洲本身，而是如何將其融入社會科學的普世原則，這將與新社會科學的進化密切相關。

我認為，亞洲研究實際上是提升以往的社會科學的其中一種基礎研究。這代表著亞洲研究不僅止於將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應用於亞洲，而是應該透過亞洲的現狀發展與以往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加乘效果，走上新社會科學的發展之路。因此，亞洲研究並非隸屬於社會科學之下，而是促進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資源。

當前的問題是，這些被認為是普遍性的概念正被政治利用，導致世界分裂。我並不是說獨裁體制是好的，而是我觀察到社會科學產生的普世理論和概念正被政治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