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以安保戰略為核心的「遺產」

2022年12月16日，岸田內閣召開內閣會議，敲定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該戰略提出日本將保有「反擊能力」，並在2027財年將國防預算增至GDP的2%，這些內容引發了關注。

另外，鮮有報導的一點，那就是該戰略將印太定位為日本的重視區域，提出將追求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願景，並明確表示將為此而充分利用「Quad」即日美澳印四國間的合作框架。

「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和Quad均源於前首相安倍晉三的設計規劃。其構思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的形式被納入了日本安全保障的相關政策中。這正是安倍留下的遺產。

打造在安保政策上能夠發揮領導力的首相官邸

去年7月8日，前首相安倍在奈良縣街頭舉行參議院選舉助選演說時遭槍擊身亡。

除了「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和Quad外，安倍晉三還規劃了許多其他政策，其中大部分得到了菅義偉和岸田文雄兩屆內閣的繼承。在此，筆者將側重於「安倍是一位挑戰者」的觀點，梳理回顧安倍參與設計規劃的政策。換言之，他曾屢次挑戰既有的政策和決策機制，試圖建立新的框架。就安保政策領域，筆者還將參考兼原信克的論述來做分析。

首先談一談引入新的決策機制。經過1994年的政治改革和2001年的省廳（中央機構）重組之後，首相在日本政治過程中的領導力得到了提升。2001年以後，首相可以充分利用內閣官房和內閣府，採用能夠反映自身想法的形式，更加有效地制定涉及多個部門的政策。但在制定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包括外務省和防衛省等主要部門的協調工作在內，並未建立起可以充分發揮首相領導力的體制。

於是，安倍在2013年將安全保障會議改組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2014年又在內閣官房設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局，由此建立起首相可以行使更大領導權力的機制。

解禁集體自衛權

兼原信克指出，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安倍前首相遺產」，主要還是他對既有框架的挑戰。

具有重要意義的具體政策，是重新審視了現有的憲法解釋，使得在一定條件下行使集體自衛權成為了可能。安倍在2006年成立的第一次政權時期就啟動了這方面的嘗試，由此大幅拓展了日本安保政策的空間。

同時，「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戰略概念誕生之前，人們在對該構想加以說明時，往往會把包含東南亞在內的東亞和太平洋周邊地區合稱為「亞太」。而安倍主張，應該將印度洋周邊地區也和「亞太」視為一個整體。這也是一個不拘泥於傳統思維的全新視角。

另外，安倍還呼籲創設日美澳印「Quad」以推進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此前幾乎沒有日本主導倡議主要國家參加某種合作機制的先例，這也可謂是日本外交的一個挑戰。

推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規則化

安倍還通過簽訂經濟合作協定等舉措推進了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規則化。其中比較重要的或許要數2013年的TPP談判，以及2017年美國退出TPP協定後主導推進其餘11個國家重新談判，並最終促成各成員國於2018年3月簽署了CPTPP協定。

安倍讓內閣官房扮演了TPP談判秘書處的角色。這樣一來，就能以統籌相關部門的形式在推進談判的同時推動國內協調工作。長期以來，日本主導推進國際經濟談判的事例非常罕見，主導完成CPTPP談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通過貨幣寬鬆政策,嘗試解決通貨緊縮問題

接下來看一看內政方面。

留在人們記憶中的應該是安倍經濟學，這是安倍發起的最大挑戰，促使日本銀行實施了大膽的貨幣寬鬆政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受到通貨緊縮問題困擾。安倍在2012年的大選中，承諾將實施政府與央行同時行動的「大膽的貨幣寬鬆政策」。2013年1月，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發表聯合聲明，其中提出日本銀行將尋求實現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2%的政策目標。當年3月，政府任命原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出任日本銀行行長，隨後於4月開始實施「量化質化寬鬆政策」，並在之後長期維持貨幣寬鬆政策。

安倍還以「激發民間投資的發展戰略」為名，開展了企業治理改革和農業政策改革。在企業治理改革中，政府大力推動上市公司引入外部董事，最終於2019年修改了《公司法》，規定企業有義務設置外部董事。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和一些巨頭企業原本對設置外部董事的義務化持消極態度，這項改革也是對傳統企業形態的一種挑戰。

在農業政策改革方面，2018年廢除了縮小耕地面積制度，修訂了《農協法》，廢除了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全中）對「農業協同組合」的監督審計權。縮小耕地面積制度的廢除是農業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削弱「全中」的許可權是對「農協」制度的一次重大調整。

對企業和勞動慣例開刀

2015年秋季以後，安倍開始致力於勞動政策和社會保障的改革。2016年秋，成立了「勞動方式改革實現會議」，圍繞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勞動方式這一問題正式展開討論。此項改革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限制加班時間。此前，日本的《勞動法》中也有關於加班時間的限制。但依據《勞動法》第36條，只要勞資雙方簽訂協定（俗稱36協議），事實上就可以無限制地要求勞動者加班。安倍首相糾正了這種狀態，修訂《勞動基準法》等法律，加強了針對加班時間的限制，規定所有用工單位必須將單月加班時間控制在100小時以內。這是對昭和時代以來長期存在的勞動慣例發起的挑戰。

在改革勞動方式的同時，安倍還挑戰了日本社會保障的傳統模式。日本的社會保障一直很重視老年人。民主黨政權推出兒童補貼政策，增加了面向在職群體的社會保障支出。安倍進一步推動了這方面的嘗試。具體來說，他利用2019年10月將消費稅率從8%上調至10%所獲得的稅收，擴充投入2兆日圓用於完善針對在職群體的社會保障。具體措施包括免費實施3歲到5歲的幼稚教育，並針對低收入家庭進一步實施免費高等教育和0到2歲的幼稚教育。這也是試圖改變日本社會保障傳統模式的一種嘗試。

令人擔憂的安倍經濟學「陰影」

如上所述，安倍在擔任首相期間，總是以「挑戰者」的姿態展開行動。其中，貨幣寬鬆政策對今後的影響，應該是最為引人關注的。2017年以後，除生鮮食品外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一直保持正成長，可以說從2017年開始，日本已經擺脫了通貨緊縮狀態，為達到消除通貨緊縮這個最大目的，確實收到了效果。

但其副作用也很大。日本銀行為降低利率而大舉購入國債，持有量不斷膨脹。2012年末的持有量為115兆日圓，占政府債券未償還餘額的12.0%；而2022年9月末增至545兆日圓（含短期國庫券），在未償還餘額中的占比，竟達到了44.9%。2012年度末的普通國債和特例公債的未償還餘額為705兆日圓，2022年度末預計將增至1043兆日圓。在此期間，由於利率被控制在低位，所以儘管發行餘額不斷增大，但償付的利息並未增多，嚴峻的財政狀況沒有顯露出來。

安倍當時確實考慮過財政狀況，在任期間兩次上調了消費稅率。基礎財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也得到了相當大的改善。

然而，今後一旦利率上升，那麼此前因低利率而一直潛藏在水面之下的、安倍經濟學帶來的嚴峻財政狀況就有可能暴露出來。換言之，償付利息的費用增加，財政支出中的國債費用變得十分龐大，屆時將沒有足夠的預算資源用於必須實施的政策，極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比目前更加僵化的狀況。

民主黨政權時期擔任過首相的野田佳彥在國會發表追悼安倍的演講時呼喊，「你所發出的強烈光芒，以及映射在前方的陰影」「（我想和聚集在這裡的議員同仁們一起，用盡所有的語言）不斷地追問下去」。依據今後的利率動向和財政狀況的變化， 「大膽的貨幣寬鬆政策」這一「挑戰」的效果將受到人們的評判。

標題圖片：前首相安倍晉三（中）在激烈交鋒的參議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上，2015年9月14日於東京國會內（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