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台南師範學校時代的高一生（後排左二、高英傑提供）

日本統治時代的菁英──矢多一生

在筆者的紀錄片《臺灣認同》（2013年上映）裡，採訪了高一生的已故長女菊花（Paicu）和次子英傑（Yavai）等人。那時候，剛好有機會讀到尚在英傑手上的信件。高一生在獄中寄了許多信件給家人及關係人。現存56封信裏有9封是中文信，有47封是用日文書寫（收錄於《高一生獄中家書》）。

一打開信件，就被優美的字體深深吸引。一筆一劃，文字似乎透露出書寫者的溫和敦厚和深厚教養。幾乎都是寄給妻子春芳的信件，內容充滿了對她的安慰和對孩子們的關愛，讓人在讀信時，忍不住潸然淚下。

此外，即使在獄中，仍寫下了有關造林、果樹園和牧場等計畫，對於自身擔任鄉長的吳鳳鄉（現阿里山鄉）的未來念念不忘，可以深刻感受到強烈的責任心。高一生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如同在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發生於台北市的查緝私菸血案為導火線，國民黨政府開始一連串的血腥鎮壓與虐殺，之後擴大到全國各地）遇害的多數受難者般，他也是日本統治時代的菁英。

1908（明治41）年，高一生出生於阿里山的cpu’u（基布屋）小社（現阿里山鄉樂野村）。日本名為矢多一生。在阿里山的達邦蕃童教育所畢業後，轉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4年級就讀，直到畢業。台南師範學校的合格者46人之中，他以第16名的成績入學。

於在學第4年的1927（昭和2）年暑假，協助俄羅斯人的語言學家聶甫斯基（Н. A. Нeвский）從事田野鄒族語調査。完成師範部普通科5年和演習科1年的學業後，1930（同5）年，取得公學校（小學校）的教師資格，返鄉服務。

同年10月，臺灣發生了霧社事件（10月27日於台中州能高郡霧社（現為南投縣仁愛鄉）發生了臺灣原住民族在日本統治時代後期的最大規模抗日蜂起事件），以此為契機，之前的同化政策也做了修正，改為推動經濟自立、獎勵日文學習和廢除傳統習俗等。

高一生是鄒族人裡面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身為達邦蕃童教育所的教師為孩子們上課，同時作為達邦駐在所的甲種巡查，負責當地的安全和生活指導。他也倡導停止屋內埋葬等風俗，讓堅持民族傳統的長老們感到不滿，差點引來殺生之禍。他夾在統治者（日本）與被統治者（鄒族）之間，左右為難。即便如此，他在1931（昭和6）年結婚，生下五男六女（長子11歲病死），腳踏實地建立自己的家庭。1940（同15）年5月，身為「高砂族青年內地視察團」的一員，赴日本國內視察；甚至在同年11月於東京舉辦的「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式典」上，他與泰雅族的樂信・瓦旦（日野三郎、林瑞昌）一同作為高砂族代表列隊參加。另一方面，據說高一生反對鄒族的年輕人上戰場。

鄉長時代：吳鳳鄉長時代的高一生（左、高英傑提供）

戰後的高一生

隨著時代改變，統治者從日本變成了中華民國，原住民族的稱呼也從「高砂族」變成「高山族」，再演變為「山地同胞」。同時，矢多一生也變成了高一生。某日，高一生倒掛在樹枝上，如此說道：「我就像是蝙蝠，一下子是日本人，一下子又要成為中國人。」經歷兩個時代的他，既不是矢多一生，也不是高一生，心裡肯定想要說，自己是鄒族的Uyonge Yatuyongana（中文音譯為吾雍‧雅達烏猶卡那）。

擔任吳鳳鄉第一任鄉長的高一生與家人一同遷居到以前的駐在所。他們居住的房屋在2000年修復完成，現在也在達邦村內。2012年，筆者和菊花一同拜訪過那裡，進入屋內的菊花站在緣側（簷廊）跟我說，她還記得父親揹著年幼的弟妹，坐在鋼琴前，一面彈著「多瑙河之波」，一面哄著「你看，那裡有蝦喔」的畫面。她一說完，就疾步走到屋外，當時的背影讓人難忘。即使是多麼美好的回憶，也無法抹去經歷過的痛苦體驗。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之際，高一生以維持嘉義治安的特定目的，派遣鄒族部隊，結果卻在水上機場發展為槍擊戰。雖然警察介入調查，沒有鄒族人被逮捕，事情平安落幕。這段期間，高一生以「矢多一生」的名字發送「案內狀」，上面記載著由原住民族成立「高山自治區」的構想，號召各民族的代表開會。

菊花惋惜地表示：「因為自治（區構想）而被盯上」。案內狀被當局查扣，會議也沒開成。

1954年9月10日，高一生與同樣站在鄒族指導人立場的其他5人突然遭到逮捕，隔天被移送台北。當初的罪名是參加地下組織以及在經營農場上涉嫌貪污，不久卻變成了「匪諜叛亂罪」。他被捕時，前年12月才剛出生的么子還在學爬階段。正在準備赴美求學的20歲長女菊花也不得不放棄。在台中師範簡易先修班（補習班）就讀的英傑，每個星期日站在台中車站的月台，一面祈禱父親「無罪釋放」，一面目送從台北南下的列車，想要尋找父親的身影。

寫有片假名「ウサナアオ」（鄒語usa na a’o）的信件（1953年3月15日，出自《高一生獄中家書》）

高一生的最後一封信（筆者撮影、2012年）

信件上的求救暗號

信件是他在被逮捕後不久的1952年9月14日到54年4月（日期不詳）為止的1年7個月期間所寫的。最初2封使用還不熟悉的中文寫成，第3封以後被允許用日文寫信。信件幾乎都是以「親愛的春芳」開頭，裡面出現用片假名寫的ケユパナ、クアリアナ等，像是當地地名或是人名，甚至是孟德爾頌、賈利．古柏、卓別林也登場。信件上隨處隱藏著求救暗號，以避人耳目。

像是鄒語的「ウサナアオ」（快來看我）、「アウプチヨ」（趕快）、「トウシニ」（救命）等。每一個在句子裡都像是地名，而光是ウサナアオ就出現在9封信件裡面。在「我無法會面　請妳留在家中」的信件裡，「アウプチヨ」「ウサナアオ」「トウシニ」也隱藏在句子裡。

他是多麼地想要再和親愛的妻子見上一面。即使是長女、次女、三女帶了些慰問品想要探視，卻也無法如願。

54年1月17日以後，信件必須以中文書寫。他用中文寫了一段時間後，再度改用日文。信件裡，他用感性細膩的筆觸寫著：「我的冤情日後必會昭明」「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守護著」等字句，成為最後的信。

同年4月17日，執行槍決。高一生與同時被逮捕的5位鄒族人的其中3人，以及上述的泰雅族領袖樂信・瓦旦，還有另外一人在同日被處決。

高一生被逮捕之後，他不曾與任何家人會面，也無法迎接7月的46歲生日。家人顧慮到在台中第一中學初中部就讀的英傑，並沒有馬上告訴他此噩耗。英傑是在約莫兩個月後，暑假回家時，才得知父親的訃聞。

「實在是不忍心看到母親成日哀嘆的模樣」。長女菊花在父親死後也遭受無處不在的偵訊審問，她成為歌手維持家中生計，不管是什麼樣的歌曲都難不倒她，她說是因為「和父親一起聽過很多唱片的關係」。

雖然也慰勞過國民黨軍，但並非出自她的意願。有一次，遇到了父親被處決時也在場的人。當他知道菊花是高一生之女時，還帶著微笑描述父親臨終前的模樣。她說：「真的是非常令人討厭的男子」。即使如此，「只是剛好出生在險惡的時代」，她平靜地接受自己的人生遭遇。

拍攝紀錄片《臺灣認同》時的高英傑、菊花、春英（左起。2012年）。英傑和春英兩位當場用美妙動人的歌聲獻唱「春之佐保姫」。（🄫2013　MAXAM INC.／太秦）

高一生和音樂

高一生在信件內提到，他在看守所內期待聽到收音機傳來的音樂，也寫到：「因為一段時間沒做田裡的工作，我的手指變得非常柔軟，用這樣的手指彈鋼琴的話，一定能夠彈出更好聽悅耳的音樂。」

他在師範學校時代，接受出身東京音樂學校（現東京藝術大學）教師的指導，在創作樂曲上也發揮才能。他創作了許多歌曲，親自填詞作曲，其中有14首流傳至今。有2首是從獄中寄出的，獻給妻子的｢春之佐保姫｣成為最後遺作。

英傑曾在隨筆裡面寫到：「我唱他為孩子們寫的〈青蛙醫生〉時，溫馨感謝的回憶充滿我心中」。來自獄中的家書和他的音樂，持續支撐著被留下的每位家人。

高一生在埋葬長子時，曾經對菊花說：｢我的墳墓就用貝多芬第5（第5號交響曲「命運」）和啤酒來祭拜吧｣。拍攝紀錄片時，兄妹三人一邊聽著「命運」的旋律，一邊在雙親長眠的墳墓前倒啤酒。

最後，英傑面向墳墓用日文向雙親報告：「大家都很健康，請安心」。2016年2月，菊花也辭世到雙親身邊，享壽83歲，她躺在棺木裡的表情相當寧靜安詳。近來，在英傑迎接80歲的生日前夕，把父親的信件集結成書出版《高一生獄中家書》，呈現在世人面前。他也向天國的雙親和姊姊表達：「我做到了，終於完成心願了」。

對於失去以高一生為首的指導人的原住民族所經歷過的苦難歷史，筆者誠摯希望透過本文喚起讀者的關注。

7月30日，李登輝辭世。由衷為他祈求冥福，李登輝推動的民主化在奠定臺灣原住民族的權利上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在此銘記於心。

墓誌　：「為鄒族付出生命，有愛、有恨、無悔」。高一生在白色恐怖下，成為族人之間的話題禁忌。1994年，第一次立碑紀念，上面刻的墓誌銘。（筆者拍攝、2012年）

參考文獻

• 《高一生 (矢多一生) 研究》第1～9/10號（高一生 (矢多一生) 研究會、2005-2008年）
• 《臺灣原住民族的音樂與文化》（下村作次郎, 孫大川, 林清財, 笠原政治 編、草風館、2013年12月）
• 《人權之路：臺灣民主人權回顧》（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標題圖片：現存的最後的家族照（1947年撮影、高英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