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率下降

土井隆義教授以研究與年輕人有關的各種社會問題而聞名，如網路成癮、霸淩和經濟差距等，他最初的專業是犯罪社會學。

「青少年刑事犯罪率，從1993年左右開始急劇增加，在2003年達到頂峰，之後開始急劇下降。這並不是由於社會環境有了改善，因為18歲以下青少年的相對貧困率還在不斷上升。另一方面，拒絕上學和割腕等自我傷害行為也在增加。我開始思考其原因，並意識到孩子們遭遇的生活困境與過去有所不同了。」

與此對照的是，老年人的刑事犯罪率正在逐步增加。對此，土井教授指出，老年人有其特有的生活困境，這一點反映在高犯罪率上。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GDP基本保持平穩，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高原期』。如今的50歲以上的人在經濟高速成長期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期。各種調查顯示，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在那個相信努力工作就會得到回報，在一個不斷向上攀爬的年代度過青春期的那一代人的價值觀很難改變。由於他們有強烈的野心要達到更高目標，因此不能適應今天的社會。尤其是老年男性，他們一般不善於溝通。孤立無援和積壓的沮喪情緒，往往導致發生問題行為。」

那麼，為什麼青少年犯罪率持續下降呢？

不是「不滿」，而是「焦慮」的發洩

土井教授首先指出了與父母之間代溝消失的情況。「例如，10多歲孩子的父母大多為3、40歲的人，他們青春期的時候日本已經處於一個『高原期』。孩子和父母的價值觀沒有太大差別，所以不會發生衝突。孩子們沒有像經濟高速成長時期那樣，被迫遵循父母的價值觀去努力工作，追求更高目標。

另外，這也是由於年輕人的「生活滿意度」很高的緣故。根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自1973年以來每5年實施一次的「日本人的意識」調查顯示，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本人的生活滿意度一直在上升，這一趨勢在16-29歲的年輕人中尤為明顯，截至2018年，約95%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生活總體上感到滿意。

「儘管相對貧困率較高，但滿意度卻在上升，究其原因是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期望值比過去降低了。可以說，他們並不像50歲以上的人那樣，不抱太多的希望，可以說積累的不滿情緒不足以導致犯罪。」

然而，他們懷揣的「焦慮」，代替了「不滿」。「人們有一種強烈的焦慮情緒，一旦落入歧途，就很難重新開始。在過去，即使一個人有點調皮搗蛋，似乎也會有路子活下去。但是，現在的人們卻會覺得，如果走了彎路，就沒有辦法讓生活回到正軌。這種強烈的焦慮情緒也是青少年犯罪率降低的一個主要因素。」

土井教授指出，年輕人自我傷害行為的增加，根源在於他們強烈的焦慮情緒。

「如今的青少年犯罪發生了巨大的質變。他們反抗社會和父母，積累了一些不滿情緒，但並不是通過犯罪來發洩不滿情緒，而是做出一些源於焦慮情緒的事件來。今年1月在東京大學校門前發生的高2男生殺傷事件，可以說是自我傷害式犯罪的變種，加害者在對自己的未來越來越感到焦慮之後，殃及他人。有的時候自我傷害行為還會像這樣轉嫁到他人身上。」

因害怕孤立而招致「群居孤立」

根據內閣府的一項意識調查，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對自己與朋友和同伴的關係感到擔憂或擔心的年輕人（18-24歲）的數量呈下降趨勢。這種情況在2000年代發生了逆轉，認為存在問題或為此擔憂的年輕人數量激增。這與從坡道（指經濟騰飛）時代向「高原期」社會的過渡在時間上是一致的。

「在經濟成長時期，儘管每個人可能在攀登不同的山峰，但都帶著明確的目標向山頂邁進。當社會轉入『高原期』時，人們都不知道該朝哪裡走了。於是開始關注自己周圍的人在看哪裡，開始彼此在意，這使人們增加了焦慮的情緒。自2000年以來，為了盡可能減少對朋友關係的焦慮，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只與具有相似價值觀的同道交往，把這種朋友關係狹隘而牢固地鎖定起來，於是人際關係開始走向內部封閉化。正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價值觀多元化的時代，人們才只想與那些與自己具有相同價值觀、生活水準和生活方式的人產生聯繫，並由此獲得安全感。」

然而，為了確保一個安穩之地而將人際關係封閉化的話，反而更容易造成孤立。

如果一旦被同道群體排斥，就會立即陷入孤立。維持關係的唯一方法是接受同道帶來的強大壓力。這是一種不能表達真心話的「群居孤獨」狀態。

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只與志同道合的人交往，並在不同的群體中「分棲」的話，在疫情下會加速這種割裂。

「在學校生活中，很難分棲在完全不同群體中。有很多『噪音』從外面傳進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豐富了人際關係，但疫情減少了社團活動的時間和在課後開展真正互動的機會。如果SNS成為主要的溝通平臺，就很容易選擇與誰聯繫，這就導致了純粹的封閉性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越是年輕的一代，在疫情中失去的時間的意義就越重。要改變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心態是相當困難的。」

「迷霧」永遠不會散去

「生活在高原期社會的年輕人有一種感覺，認為明天和後天都會和目前的狀況一樣。他們處於『迷霧』之中，無法看清前進的方向。很難相信霧霾會在未來散去。」

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身份的基礎是一個人通過努力獲得的社會認可，如學歷，證照等。 然而，在高原期社會，人們都認為，無論你如何努力，你都不可能達到比現在更高的位置。特別是在今天，評估能力和資格的標準也很容易發生變化。當我們問自己是誰時，似乎絕對不可動搖的是我們的「出身」或與生俱來的屬性。

「這就是所謂的『扭蛋父母』，認為一個人的生活是由家庭環境和從父母那裡繼承的遺傳因素及素質決定的。」

能「靠爸」的年輕人和無法「靠爸」的年輕人之間，生活圈子是割裂的，雙方基本上沒有交集，彼此之間也很冷漠。

「例如，來自家境優越的孩子，會挑選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具有優勢的學校，進入初高中一體化學校學習。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到來自貧困家庭背景的同學，所以便認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般人的生活。」

雖然有青少年企業家和「意識形態高尚」的年輕人致力於解決社會問題，但也有一些年輕人成天埋頭於Instagram或Line，在只有5、6個人的封閉小團體中進行交流。有人指出，這種同年齡層之中產生的割裂和分棲正在加劇。

這種割裂還會繼續加劇嗎？

「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個系統，有意識地提供一個空間，讓具有不同價值觀、生活水準和生活方式的年輕人相互交流。 例如，『兒童食堂』作為消除貧困的一項舉措正在各地推行，它已經成為一個向不同背景兒童開放的場所。一些食堂已經成為代際交流的場所，不僅有兒童，還有當地社區的老人聚集在一起。這些舉措有必要進一步推廣。」

「如果青少年在青春期沒有機會體驗新的世界，沒有機會通過各種接觸獲得刺激，他們就不會勾勒出自己的人生願景。社會有責任創造出一種的環境，讓他們感覺原來還有這樣一種世界存在，我也想體驗一下。」

不言而喻，作為對貧困家庭兒童的財政支持，擴大獎學金的範圍是可取的做法。但是，有人指出，也有必要考慮提供在使用上不受限制的財政支援。

「一些孩子沒有足夠的經濟來源來支撐交友。當有人建議一起去迪斯尼樂園時，有人會因為沒有足夠的零用錢而不能參加。也有人不能參加學校社團活動，或去外地參加比賽，因為這些活動需要花錢。這會導致有些人認為完全放棄交友會更輕鬆。因此，他們通過結交朋友獲得新的刺激的機會減少，並失去生活的動力。」

不要只局限於「鏡中」的自己

對於生活在「高原期」的年輕人來說，「變化」是一種風險，也是焦慮情緒的來源。

「這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社會的變化會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比現在更好。如果他們強烈地認為必須改變現狀，他們就會去投票選舉，但由於他們不想改變，就沒有去投票的動力。所以年輕人的投票率很低，即使去投票，也傾向於支持保守派政黨。」

國際比較表明，日本青少年參與政治和社會的意願特別低。日本國立青少年教育振興機構在2020-2021年對4個國家（日本、美國、中國和韓國）的高中生對社會參與的態度進行了調查，45.6%的（日本）受訪者認為「與其試圖改變現狀，不如接受現狀」，是4個國家中比例最高的。另外，日本財團對9個國家進行的18歲（青少年）意識調查（2019年）顯示，只有不到10%的日本受訪者認為「國家在未來會有所改善」，認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變國家和社會」也不到20%，這兩項調查答案都是日本墊底。

針對害怕變革的日本青年們，土井教授這樣呼籲道：

「我想說，最好不要選擇『最佳化』自己來維持現狀。否則，當現狀發生變化時，會跟不上趟。希望大家要認識到，你越想躲避變革的風險，或許反倒越可能遭遇風險。」

「你也許認為自己最了解自己，但事實並非如此。現在你只是通過『鏡子』來確認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換句話說，『鏡子』就是你周圍人的反應。如果你只與相似的人形成封閉關係，那你只會從同類那裡得到預期的反應，而同類只不過是一面『鏡子』而已。你不可能遇見你不了解的那個自己。」

「能否發現自己的潛力所在，這取決於你周圍是否出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作出反應的人。而排除異己將導致人生更加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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