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外籍人士處境急劇變化
自2025年7月參議院選舉以來,外籍人士在日本所處的環境急劇惡化。選戰期間,外籍人士問題成為爭論焦點,部分候選人提出缺乏根據的相關主張並成功當選。例如,「參政黨」黨魁神谷宗幣在參議院選舉期間宣稱:「找不到工作的外籍人士會四處躲藏,接著集體從事如店家偷竊之類的勾當,最終催生重大犯罪。」而參政黨在參議院的席次確實大幅增加。
受到參政黨迅猛發展等因素影響,包括自民黨在內的各大主要政黨也相繼開始主張強化外籍人士相關政策。實際上,外籍人士政策的討論工作迅速推進,政府祭出了緊縮永住許可(永久居留)與國籍取得條件、提高「經營管理」在留資格審批門檻等措施。眾議院選舉前夕的2026年1月,政府敲定了「旨在接納外籍人士與實現有序共生的綜合應對措施」,內容包括查緝非法滯留人員與不遵守法規的外籍人士,以及防範外籍人士不當行為等方針。針對外籍人士購置土地的討論工作也正同步進行中。
已有研究顯示,這類政治人物的言論及政府政策,可能產生激發民眾排外情緒的副作用。
政治人物言論助長排外主義
話說排外主義為何會抬頭呢?界定排外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群體威脅」。所謂威脅,指的是當己方群體(此指日本人)的寶貴資源受到外籍人士威脅的這種認知形成後,便會對威脅對象(外籍人士)產生負面情緒。
「外籍人士過度利用社會福利」、「外籍人士增多導致犯罪率上升」之類的認知即屬此類。然而這些認知未必符合事實。例如,有研究顯示,外籍人士增加與犯罪率上升並無必然聯繫。即便如此,源自外籍人士的群體威脅感一旦產生,排外情緒便會隨之高漲。在日本也觀察到了此類現象,可說是探討排外主義時的一個重要論點。
政治人物的言論具有煽動這種群體威脅感的強大影響力。實際上,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有報告指出,美國前總統川普點名指責墨西哥人向美國輸出犯罪後,美國人對移民的態度在短期內明顯惡化。歐洲也出現了同樣的傾向:若主要政黨的政治人物對穆斯林移民的文化持否定態度,大眾對他們的敵意也會隨之增強。
這些研究顯示,政治人物對外籍人士的負面言論本身,就會釀成社會的排外傾向。政治人物的言論鮮少被過濾,透過媒體廣泛傳播,民眾也傾向於接受這些言論,最終激發了民衆的排外情緒。
在日本,我們也能聽到政治人物對外籍人士持否定態度的言論。如前所述,2025年參議院選舉期間,部分候選人與政黨高層頻頻發表關於外籍人士且毫無根據的言論;隨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候選人高市早苗(後當選總裁)針對外籍人士的「觀光禮儀」問題,也指責外國遊客對奈良的鹿施暴等等。即使發言者本人並非對外籍人士抱持負面情緒,但此類言論激發聽眾的排外意識,是完全可能發生的後果。
潛藏在政策中的歧視
反之,政治人物有時會傳遞「不應抱持排外態度來推進外籍人士政策」這種訊息。在2026年2月的施政方針演說中,首相高市表示:「即便是為了那些逗留與居住在日本、遵紀守法並繳納稅金與社會保險費的大部分外籍人士,我們也要對不當行為採取堅定措施,以避免我國陷入排外主義。」此外,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紀美也在自民黨外籍人士政策相關會議上指出:「有必要在與排外主義劃清界限的同時,從政府層面進行果斷應對。」
其中包含的訊息是:加強針對外籍人士的限制政策,背後並沒有排外主義情緒。可以認為,無論其內心真實想法為何,他們之所以如此發聲,都是考量到了當代的社會規範——即對外籍人士表達嚴重偏見的做法被視為不妥。
然而,即使背後不存在排外主義情緒,也不等同於其政策「沒有歧視性」或「不會煽動社會歧視與排外主義」。歧視分為幾種類型,基於排外態度與情感的歧視被稱為「偏好型歧視」(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這種歧視可能符合大眾對歧視的普遍理解,意指由於對外籍人士(及構成歧視對象的群體)存在負面情緒,進而給予不公平的對待。或許可以認為,「與排外主義劃清界限」的表態,反映了必須避免「基於偏好之歧視」的認知。
不過,歧視不只有這一種形式,還有背後不帶排外態度的「統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這種歧視是指基於歧視對象群體的「平均傾向」,來對某個個體的未來行為進行預測。
例如,在招聘場合中,針對女性應徵者做出「將來可能會請產假與育嬰假,所以不予錄用」的判斷,這種行為就屬於「統計性歧視」。無論當事人實際是否會請假,全都依據其所屬群體的傾向加以判斷,因此可說是一種歧視。
這裡所謂的「平均傾向」,有時是客觀正確的,有時則是主觀臆測,並未反映實際傾向。
例如,日本政府解釋稱,之所以在2025年10月將「經營管理」在留資格審核標準的資產條件,從500萬日圓提高到3000萬日圓,是為了防範部分外籍人士非法移居日本。但出於這種目的,而對所有外籍人士施加統一且不公平的限制,可說正是「統計性歧視」的體現。
如果問題在於少數人的違規,理應精準對策;基於群體屬性的傾向而採取「齊頭式」的判斷便屬於歧視。施行這種政策,等同於將所有外國籍人士視為有不法行為的群體。即使背後沒有排外情緒,或並無營造排外社會氛圍的意圖,但歧視性政策仍有可能存在。考量到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後果,決策時應慎之又慎。
外籍人士政策帶來的後果
限制外籍人士自由的政策,會給社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有研究指出,外籍勞動力減少將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除此之外,還有研究聚焦於此類政策可能引發整個社會排外情緒及歧視現象加劇的風險。
在此介紹一個法國的研究案例。2004年,法國開始禁止公立學校的穆斯林女性佩戴遮蓋頭髮的「希賈布」(Hijab)頭巾(更準確的說法是在公共場所佩戴宗教標誌、穿著宗教服裝)。實施這項政策後,穆斯林女學生的學習成績相較於非穆斯林女學生變差,高中畢業率也隨之下降。
而且,這些女性畢業後處於失業狀態的可能性較高,與父母同住的比例也很高。可以認為,造成這種不利結果的背景原因主要是「被歧視經驗」的增加。實際上,推行這種政策後,穆斯林女性變得更容易遭遇歧視。一種解釋是:禁止佩戴希賈布後,與之關聯的穆斯林女性被賦予了負面印象,更容易被視為「可以歧視的對象」。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問題僅出現在國外,但2017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不向關東大地震時被屠殺的朝鮮人追悼儀式發送悼念文,隨後社群媒體上「仇恨言論」的轉發量增加,發表仇恨言論的用戶數也上升了。政策所傳遞出對待特定群體的訊息,雖是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不可忽視,它極有可能引導輿論走向排外。政治人物對此應有更充分的自覺。
隨著針對外籍人士的一些不符合事實的嚴苛言論及不當政策增多,難免讓人擔心今後日本的排外主義趨勢將繼續加速擴張。正如在參議院選舉中,要求緊縮外籍人士政策的「參政黨」實現了迅猛發展那樣,由於這些政策與言論是針對少數群體的,因此可能不會公開引發強烈的反對。
正因為如此,無論發言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意圖為何,都必須持續反對歧視與排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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