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主義」之間的拉鋸
外交的成敗，取決於三種「主義」的平衡，以及三條「界線」的劃法。與此同時，日本外交還受到三項前提條件的牽制，這些條件既是「優勢」，也可能成為「限制」。
2025年，世界在各種「主義」與「界線」之間陷入混亂，日本特有的三項前提條件，也逐漸從「優勢」轉變為「限制」。2026年日本外交將走向何方，關鍵在於首相高市早苗在領袖外交中展現的積極態度與社交能力，以及能否在此基礎上，結合兼顧「3＋3＋3」共九項要素的戰略布局。
這裡的三種「主義」指的是：
- 法律尊重主義（Legalism）
- 道德主義（Moralism）
- 現實主義（Realism）
這也是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冷戰時期討論外交政策時使用的分類。
「法律尊重主義」帶有拘泥於法律形式的含意，而「道德主義」也因過於偏向理想與形式，多半被用於消極負面的語境。不過，若放在重視「法治」（rule of law）的脈絡下，這也可以體現為遵守國際法、戰爭法、人道法等國際規範，不容許世界陷入「無法狀態」的一種立場。
2025年，即使因執政者的個人利害、主觀臆斷與好惡造成了大量流血死傷，仍屢屢可見以「現實主義」之名將其正當化的論述。將法律尊重主義與道德主義視為「漂亮話」而加以否定的美國總統川普再度登場，更加速了此一傾向 。
世界究竟會走向由軍事力與經濟力等「實力」主導，還是邁向由多數國家參與、透過公平規則形成共識的國際秩序，關鍵在於如何在這三種主義之間取得平衡。
三種「界線」的定位出現變化
在民主陣營、威權陣營，以及居中的「全球南方」之間分歧持續擴大的情況下，日本即使人口與經濟規模呈現縮減趨勢，仍然稱得上是「大國」。作為一個長期重視國際協調的國家，日本的角色依舊相當關鍵。高市首相的行動力與對外發聲能力，也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備受考驗。
這裡所說的「界線」，指的是以下三種類型：
- 紅線（Red Line）：不可跨越的底線
- 死線（Dead Line）：期限
- 底線（Bottom Line）：最低限度的條件
在外交與安全保障領域中，過去普遍認為，刻意讓這些界線保持模糊，有助於擴大戰略運作空間，也被視為避免不必要衝突的一種智慧。
然而，理應最需要運用模糊戰略的大國，川普政府卻反其道而行。無論是在關稅政策，還是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國際衝突的停火談判中，都將「死線」與「底線」擺在前面，反而使實質內容退居其次。俄羅斯總統普丁亦是如此，單方面劃下所謂的「紅線」，幾乎沒有讓步的空間。
回視亞洲，中國針對高市首相關於「台灣有事」即「存立危機事態」的發言，指責其「越過紅線」，使日中關係幾乎不可避免地走向長期惡化。另一方面，也有分析指出中國習近平政權意圖在2027年前實現台灣統一，這類圍繞「死線」的說法，本身也在推升區域緊張情勢。在日本國內，以保守強硬派為主的聲音仍在醞釀，主張應該明確劃出對中國的紅線 。
問題在於，一旦劃出界線，被點名的國家往往會認為「只要還沒踩線就沒關係」，反而讓情勢一步步升高。即使真的越線了，若懲罰力道不夠嚴厲，也只會進一步助長對抗升溫，結果往往陷入界線不斷後退的泥淖。美國在北韓核問題上的處理正是典型例子：美方曾將核試驗視為紅線，卻始終未能採取足夠強硬的回應，最終讓北韓成為事實上的核武國家。
各國爭相劃出界線、彼此牽制的局面，未必能形成有效嚇阻，反而可能引發惡性循環。日本若能與這股潮流保持距離，從控管與管理區域緊張的角度來看其實相當重要。但令人擔心的是，高市首相的做法，似乎正朝著與這種戰略性發聲背道而馳的方向前進。
結合準同盟國、志同道合國家的「小多邊主義」
日本外交的三項前提條件包括「日美同盟」、「財政能力」與「國家形象」。然而，這些過去被視為「優勢」的要素，近年來正逐漸成為「限制」。
在日美同盟方面，隨著川普政府展現出孤立主義的作風，主張日本應擺脫對美國的過度依賴，轉而深化與友好國家及「準同盟國」等少數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並以建立「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作為「B計畫」的聲音，到了2026年很可能會進一步升高 。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與安全保障的核心」這一觀點，不分執政黨或在野黨，多數政治人物都有共識。正因如此，為了在未來美國有可能回到原有角色時，仍能順利接軌，事先設計並運作「B計畫」就顯得格外重要。至少，日本必須自覺到自民黨強硬保守派內部那種「將日美同盟絕對化」的思維其實已顯露侷限，否則日本外交只會愈來愈綁手綁腳。另一方面，高市首相在多邊國際會議上積極與各國領袖互動的姿態，也讓人感覺到，與「強硬保守」的標籤相反，她似乎正試圖拓展日本外交的廣度。
在財政面向上，與政府在經濟對策等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相反，包含過去被視為日本優勢的ODA（政府開發援助）在內，用於外交的經費反而逐步遭到壓縮。
例如，在高市首相發表「台灣有事」相關言論導致日中關係緊張之際，2025年12月6日於東京舉行的一場公共衛生國際會議上，卻出乎預料地有中國代表出席，令相關人士感到意外。據稱，少子高齡化速度甚至快於日本的中國，對日本在公共衛生、醫療及長照保險制度等領域抱持高度關注，也因此被部分人士期待這些領域可能成為推動日中關係破冰的「合作項目」。然而現實是，在日圓走貶等因素影響下，與此類合作相關的國際組織與會議預算，早在高市政府上台之前就已持續遭到大幅刪減。
當然，提升防衛能力本身並非直接造成外交財政受限的原因，但軍事終究只是外交的一環。若在預算分配上未能兼顧平衡，恐將本末倒置。
同時，也必須加強對外說明，避免周邊國家因日本強化防衛能力，而對其戰後建立的「和平國家」形象產生疑慮。放眼周邊，侵略鄰國的俄羅斯、在推動核武開發同時也著手強化常規軍力的北韓，以及隨著新航空母艦服役、海洋擴張動向未歇的中國——在被這些國家環繞的情勢下，日本強化防衛能力並非為了發動戰爭，而是為了不讓威權國家的領導人誤以為「日本很好下手」，以避免戰爭發生。如何讓國際社會理解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下工夫對外發聲。
政權基礎的穩定是「強勢外交」的必要條件
高市政府已表明，將於2026年提前修訂被稱為「安保三文件」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與《防衛力整備計畫》。在此之前，政府也打算調整目前僅允許出口「非戰鬥用途」五種類型防衛裝備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為具殺傷能力的武器出口開啟可能性。
過去對「五種類型」重新評估持審慎立場的公明黨，已與自民黨解除聯合執政關係。在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的新聯合執政架構下，幾乎已聽不到「日本不該成為武器商人」這類的聲音 。
若撤除這「五種類型」的限制，日本不僅能向菲律賓輸出裝備、加強對威脅南海航道的中國之牽制，也能向烏克蘭提供彈藥，以制衡普丁總統的野心。只是，一旦因此損及日本的國家形象，勢必也會影響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說服力，因此仍需要更為周延的對外說明。
要打造既柔軟又有力的外交，政權基礎的穩定不可或缺。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在無黨籍議員的支持下，勉強維持眾議院過半數，但在參議院仍是少數執政。正因如此，「政爭止於國門」這句老話，能否在朝野之間真正形成共識，將成為2026年比高市首相個人領導力更為關鍵的課題。
標題圖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峰會合影時鼓掌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排右起第3人）、南韓總統李在明（同第5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第6人）、美國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後排右起第4人）等人。2025年11月1日，南韓慶州［代表攝影］（時事）
